2002年第6期

人民乃父母稳定是天职
——上海政法系统干警学习肖玉泉、做人民忠诚卫士活动剪影
杨浦交巡警支队民警肖玉泉同志自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始终坚持“人民乃父母，稳定是天职”的从警准则，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踏实、兢兢业业。他热爱公安事业，全身心地投入；他热爱生活，乐观向上，自强不息；他热爱人民，满腔热忱地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即使在病危之际，他仍然嘱咐妻子将自己在ＡＰＥＣ会议安全保卫工作中荣立三等功获得的５００元奖金、以及平时省下的２００元钱送到一直由他资助的残疾母女手中。
７年来，他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没有受到过一次群众投诉，还多次荣获市局、分局的记功嘉奖。在去年ＡＰＥＣ会议安全保卫工作中被确定为开道车手后，他训练刻苦，技术过硬，并为此荣立三等功。
肖玉泉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然而，无情的肝癌病魔将他击倒，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５日零时１５分，他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３９岁。他的感人事迹是全市公安民警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是新时期密切警民关系的榜样。
２月２５日，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作出向肖玉泉同志学习的决定。３月１日，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作出开展向优秀民警肖玉泉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市政法干警学习肖玉泉同志心系群众、乐于助人的崇高品质；学习肖玉泉同志克尽职守、无私奉献的职业道德；学习肖玉泉同志克己奉公、甘于清贫的精神境界；学习肖玉泉同志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高尚情操。
时下，一个学习肖玉泉，做人民忠诚卫士的活动正在全市政法系统轰轰烈烈掀起。越来越多的干警在他的感召下，立足平凡岗位，努力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精心构筑治安防范体系
——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午鼎
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精心构筑治安防范体系，使全年刑事案件发案率控制在去年水平，重大保卫工作万无一失，治安环境达到全市目标，这是浦东新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中央“严打”整治斗争部署所实施的总体目标。日前，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午鼎就新区的社会治安工作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午鼎有着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他思路清晰，对新区的治安工作稔熟于胸。王午鼎说，浦东新区是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良好的治安环境对促进和保障新区的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新区党委、政府始终不渝地把治安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常抓不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牵头、各方参与”的综合治理工作新格局，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确立“严打”整治三个重点
王午鼎说，新区党委、政府在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和“严打”的针对性、有效性，对黑恶势力露头就打，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在“严打”整治斗争中确立了三个重点：一是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排出涉及黑恶势力的重点线索、重点对象、重点团伙，全力组织攻坚突破；列出黑恶势力活动的重点地区、重点场所进行整治固守。二是严厉打击暴力性犯罪和多发性犯罪，挂牌督办一批杀人、抢劫、伤害等有影响的未破案件；力争突破一批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盗窃、抢夺等多发性案件。三是集中整治治安复杂地区，对１个市级、４个区级、３２个街镇级重点整治地区和问题，实行分级挂牌整治。
王午鼎介绍说，今年以来，新区集中开展了“浦东１号”、“浦东２号”两次全区性“严打”整治行动，破获了一批危害严重的刑事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了新区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同步实施战术性防范和战略性防范
王午鼎对记者说，新区在精心组织“严打”斗争的同时，始终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认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２００１年实现了新区多年来第一次刑案总量负增长，低于全市平均升幅的６．６个百分点，创建了市级“安全小区”８５个、区级“安全小区”４８０个，涌现了三年无刑案小区８个、两年无刑案小区１０个。
王午鼎介绍说，所谓预防，有战术性预防和战略性预防，两种预防要同步实施。战术性预防重点强化三项措施：一是公安部门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公安等专业部门至少每月向街道党委汇报、分析一次地区内的刑案发案情况和突出的治安问题，掌握犯罪分子的活动规律和犯罪手段，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二是在推行治安防范“六小”工程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推广实施“三灯”工程，扩大实施各种技防工程。三是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查找防范漏洞，群策群力，提高防范水平。
在战略防范上，王午鼎提出，重点是抓好五个专题：一是进一步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工程，做到“六个必”，即监（所）内必访、出监（所）必接、户口必报、基本情况必知、有困难必帮、重点人员必控；“三个有”，即有帮教措施、有帮教方案、有帮教力量。二是组织开展闲散青少年帮教试点工作，尽快形成经验，在面上推广。三是进一步深化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在村（居）委建立综治工作站，强化对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治安管理，建立适合浦东实际的房屋出租管理机制。四是积极开展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工作，减少民事转化刑事的恶性案件发生，消除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因素和隐患。五是快速推进群防群治队伍的整合，做到“统一培训、信息共享、处警联动”，形成地区群防群治的规模效应。

加强治安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
王午鼎介绍说，为了确保“严打”整治斗争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新区将强化对治安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组织由政法各部门和城工委、农工委领导带队的１０个政法工作组，深入地区、街镇，对当前治安问题突出的部门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同时，抽调２４位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组成“严打”整治斗争工作小组，分成六个大组，从４月１８日起，为期半年分别派驻２４个街镇，直接参与各街镇“严打”整治工作，并对基层社会治安稳定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实地检查。
王午鼎同志工作很忙，虽然采访很短暂，但王书记对浦东新区整个治安工作的介绍却是提纲挈领、重点鲜明。其实，这不正是浦东新区党委、政府和方方面面这几年励精图治、创新务实所精心绘就的一张平安稳定的防范蓝图吗？

大显神威的“治安防控网”
——浦东新区北蔡镇采访实录
在驱车前往浦东新区公安局北蔡警察署采访时，面对从眼前一一掠过的金茂大厦、证券大厦……心里顿起感慨：这是一片何等神奇的土地啊，它的迅速崛起，使上海在世界中的形象变得更高大，它的迅速发展，使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里。２００１年举世瞩目的ＡＰＥＣ会议成功举行，２００２年的亚行年会顺利召开，都充分显示了这片土地的繁盛昌明、平安稳定。而这一切又与浦东新区警方长期以来开展的严打整治，构筑防控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２００２年以来，浦东警方相继组织开展了“浦东１号”、“浦东２号”等全区性集中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共出动警力８０３２人次，治安辅助力量６６８８人次，清查各类行业场所２３７８余家，出租房２２４５３家，设置防控卡点２６０处，破获各类刑案３３０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４３０人，确保了浦东新区的社会稳定，发案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５８．８７％，这是一个多么有说服力的数据啊。
治安形势的好转离不开严打整治的专项行动，但社会的长治久安，市民生活的安全感，则是由防患于未然的防控体系作保证的。可以说，在这方面北蔡镇算得上是整个浦东新区的一面旗帜。让我们的采访就从北蔡警察署开始……

路灯、“巡灯”、报警红灯，“三灯”工程大放光彩
夜间“拦抢”案明显减少，市民出行有了安全感
说起浦东北蔡地区以往的治安情况，那里的居民们深有感触，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段时间治安情况复杂、刑案多发，一些下班女工甚至不敢走夜路，因为怕拦抢。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３日，一姓李的制衣厂女工下中班。因为那天女儿生病，丈夫在家照顾、没像以往一样骑自行车去接她下班。她只能加快脚步胆颤心惊地往家赶，凑巧的是那天正好厂里发工资，她就怕在路上碰到坏人抢拎包，心里越怕就更觉得短短的２０分钟路显得特别长。眼看再走３分钟的村间小路就要到家了，突然之间黑暗处窜出一个黑影，还没等她看清是男是女，背在身上的拎包就被人抢去。当时她吓得连叫喊都忘了，闷着头哭着奔回了家，等到丈夫打电话报了警，警察赶到向她讯问情况时，她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她还庆幸自己没被歹徒一榔头砸死……一段时期来，北蔡镇这种夜间拦抢案时有发生，为了遏制夜间拦抢犯罪和辖区的治安稳定，镇政府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认为，北蔡镇的刑案发生率夜间高于白天的原因之一就是路灯配备不完善，让犯罪分子有了大胆作案的条件，于是一个让“三灯”大放光明的构想成了镇政府的实事工程。２００１年６月，北蔡警察署在排摸调查的基础上，为１７４处易发刑事案件、复杂偏僻的路段以及居民住宅区的围墙内外等黑暗死角，新安装了路灯，并对全镇原有的１．９万盏路灯进行了检修及复明工作，还加强了对路灯的管理，使路灯成了夜间捕捉现行犯罪的“眼睛”，市民们夜间出行不再提心吊胆了。
路灯亮了以后，为了增强市民们的安全感，北蔡镇又推出了“巡灯”措施。在与多方协调后，镇政府投资７０万元，购置了１６辆机动车，改装成治安巡逻车，统一标识并在车顶上配置了“巡灯”。这１６辆治安巡逻车，每天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在辖区内的各条街道、各个角落巡逻，那盏盏震扬威灵、风行电照的巡灯，给了那些妄想伺机作案的犯罪分子强劲威慑。
最让市民们感触深的要数报警红灯了。为了在北蔡镇构筑起一道群防群治的网络，北蔡警察署在辖区内的１６０个企业和小区都设立了报警点，并安装了报警红灯。报警点的设立，大大缩短了警方的处警时间，市民们只要接通报警电话，报警点的报警红灯便会发出紧急信号。
如今，北蔡镇“三灯”大放光明，市民出行有了安全感，犯罪分子胆颤心惊。据统计，２００１年实施了“三灯”工程以来，破获刑案２７起，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

人巡、车巡、设卡点，“三结合”防控体系保平安
犯罪分子插翅难逃，发案率下降59％
２００２年５月４日凌晨１点４０分，“１１０”接到市民报案，在北蔡镇五星村１０队的乡间道路上，黄浦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被犯罪分子抢去手机一部，现金６００元。接警后，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刑侦、交巡警支队和北蔡警察署警力赶到现场，同时又通知辖区内的各个治安卡点进行布控……案发１０分钟不到，当犯罪嫌疑人还没走过两条马路，就被治安卡点的刑侦人员抓获。
采访时，陈署长介绍了这样一个迅速侦破的案件，其实这个案例是北蔡镇在严打整治斗争中，针对治安中的难点，研究对策，制定积极有效的防控体系的“杰作”。
打击“两抢”犯罪活动，一直是北蔡镇极为重视的问题。虽说２００１年以来，北蔡镇警方加大了对“两抢”案件的打击力度，但由于北蔡镇区域辽阔，且又偏僻地带较多，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件仍时有发生。２００１年１－４月份，此类案件就发生了１４起。为了确保一方平安，增强防控力量，及时打击犯罪分子，北蔡镇推出了车巡、人巡、设卡点三结合的防控体系。
２００１年以来，北蔡镇就活跃着一支由４００个联防队员组成的社保联防队，社保联防队配合警方参与治安巡逻。除此之外，北蔡镇还充分发动群众，组成了６０支由２５００名市民参加的治安防范志愿者队伍，这些治安防范志愿人员都是来自创安全小区活动中评选出的“五好家庭”成员。正是这支群防群治的治安巡逻队伍，在北蔡镇布下了一张打击犯罪的天罗地网。
在庞大的群防群治力量的基础上，北蔡镇为了及时打击“两抢”犯罪，又在全镇的主要路口和以往的刑案多发地段设立了治安卡点３１处，每个卡点安排２至３名社保联防队员，每天晚上这些治安卡点全部进入警戒状态，密切注意街面治安情况，一旦有刑案发生，治安卡点的治安力量会迅速出动，让犯罪分子插翅难逃。

一小区3个月发案15起，入室盗窃案件扰乱民心
集思广益动脑筋，人防、物防、技防综合防控保安宁
在北蔡警察署看到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北蔡镇２００１年１－４月发生的入室盗窃案件有１００起，而２００２年的１－４月，入室盗窃案件下降了４０％。更令我们惊讶的是２００１年第一季度曾发生１５起入室盗窃案的鹏海小区，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竟成了无此类案件发生的安全小区。是什么原因使那些惯于夜间攀水落管、爬电缆进市民家大肆盗窃的犯罪分子闻风破胆了呢？在陈署长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鹏海小区采访。
近几年来，由于这个新建小区存在着不少防范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加上小区内人员成分复杂等因素，刑案经常发生，治安秩序也较混乱。２００１年初，鹏海小区进行道路拓宽工程，部分围墙遭破坏，再加上施工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员的介入，３个月内竟连续发生了系列入室盗窃案１５起。一时间，市民人心惶惶，总担心哪一天半夜窃贼会通过攀水管、爬有线台视电缆的方式闯进家里……
２００１年春节前夕，一彭姓居民参加完同事的生日宴会回到家已是１０点了，进客厅后他将钱包、手机等物放在桌上，就进卧室睡觉了。凌晨２点他起来小便时，突然发现卫生间的窗户大开，窗玻璃破了一个大洞，当他来到客厅里发现桌上的物品都没有了踪影，连他和妻子挂衣架上的拎包也不翼而飞。更令人气愤的是，他和妻子挂在门后的外衣、外裤都被扔在了地上，口袋里的零钱也被一掏而空……他马上打“１１０”报警，５分钟后接警的刑侦人员赶到。经过现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分子是通过水落管爬到４楼，随后通过有线电视台架设的电缆、攀到他家的卫生间窗下，搞坏窗玻璃进了客厅、乘他们熟睡之际，窃走了客厅里的所有物品……
针对这一系列的入室盗窃案，北蔡警察署开展了一系列的治安防范工作。他们走访每家每户看现场，从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手段等方面分析发案原因，研究制定防范对策。首先他们从小区的围墙着手，通过与物业部门协商，将小区破损的围墙进行修复，然后将围墙加高至２．５米，防止盗窃犯罪分子翻跃围墙进入小区。然后针对犯罪分子作案的途径，将所有围绕市民住房窗下及门洞上方铺设的有线电视台电缆，都缠上防止犯罪分子攀爬的带刺铁丝。另外又用水泥将所有一至三楼的水落管周围的空隙封没，这样一来犯罪分子根本无法通过水落管攀爬上楼。通过这种简易、有效的防范措施，彻底遏制了犯罪分子企图入室作案的通道。此后，北蔡警察署又与物业部门协商，对门卫力量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夜间巡逻力量，强化了对进出小区的外来人员的暂住证查验制度。为了切实提高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北蔡警察署还印制了上千份的《安全防范须知》，挨家挨户进行投送、分发。在加强基础防范的同时，还充分调动居委会干部、物业管理人员的防范积极性，组织他们在每天深夜１２点到次日清晨５点，在小区内进行守候伏击、巡逻盘查……通过北蔡警察署民警和小区市民的积极配合，鹏海小区从２００２年至今，未发生过一起入室盗窃案，治安形势得到明显的好转。
这就是北蔡镇在严打整治专项斗争过程中，通过群防群治的防范体系带来的可喜变化。
采访结束后，我们从陈署长手中接过一张“刑案对比表”，上面的记录表明：２００１年１－４月的发案总数为２３５件，而２００２年１－４月，发案总数降至１５３件……其实统计数字已说明了北蔡镇警方，在这场持续的严打整治斗争中，为确保社会稳定所做的一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的社会治安还存在突出问题，我们只有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才能把治安防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险些酿成冤案
——死罪被判无罪
１０年前，江苏沛县的一桩血案为此案埋下伏笔。１０年后，云南昆明的一桩抢夺案使“疑犯”归案。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３日晚８时许，江苏省沛县张庄镇郭庄村村民袁兴立和袁兴国在张庄镇张庄村喝完酒骑着一辆自行车回家。行至张庄镇郭庄村南北路的一家商店附近，袁兴立乘兴跳下车在路中间行走。北方农村初春的夜晚，天还很冷，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此时，该镇黄寺村村民戴长义和黄宗学开着一辆机动三轮车从这里路过。见袁兴立走在路中间，戴长义便嚷着让袁兴立让路，袁兴立非但不让，反而高喊：“来人，揍他！”同行的袁兴国闻讯赶了过来。黄宗学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袁兴立与袁兴国紧紧追赶上去，对其胸部、腹部一阵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受伤的黄宗学被同伴救起送往医院，终因脾脏破裂造成急性大出血，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袁兴国被抓获，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刑。而犯罪嫌疑人袁兴立却负案在逃。１０年来，袁兴立音信杳无，２００１年在“网上追逃”行动中，袁兴立的名字上了公安机关网上通缉犯罪嫌疑人的名单。
２００１年１月７日，云南省昆明市明河路一店铺附近，一名男子因抢夺店主手机被当场抓获，并被扭送至当地公安机关——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梁源派出所。派出所对其审查时，认为此人与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袁兴立相似，即与沛县公安机关联系，证明确有此案，且袁兴立仍负案在逃。经审讯，此人供认自己就是袁兴立，１９９１年３月在江苏沛县杀人作案后一直在逃。
几天后，袁兴立由沛县公安机关从昆明押解回沛县。在沛县公安机关审查期间，袁兴立对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３日发生在沛县张庄镇的故意伤害案件供认不讳。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４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夺罪，将袁兴立移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４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将徐检刑诉（２００１）４４号起诉书送达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书上写着：“被告人袁兴立，化名袁兴文、秦国宽，男，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１日出生，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７日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当月２０日经沛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沛县公安局执行逮捕……本院认为，被告人袁兴立无视国法，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其在潜逃期间，还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和抢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１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疑犯怎么没有沛县乡音？女审判长心生疑问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此案交到了刑庭唯一的女审判长曹炜手上。曹炜像往常一样认真阅卷，准备开庭提纲。２００１年６月６日此案在沛县法院开庭。不到两个小时的庭审进行得非常顺利，犯罪嫌疑人袁兴立对公诉人向法庭陈诉的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对公诉人就本案犯罪事实向法庭举证的证据均无异议，按说这案子可以判决结案了。可此案的主审法官曹炜却感到有些疑问：一是疑犯口音不对。袁兴立是江苏沛县人，却说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虽在逃１０年，乡音变得也太离谱。二是袁兴立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时十分被动，甚至不作任何辩解，对罪行全都承认……
人命关天，案情重大，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庭审结束后，曹炜法官立即向时任刑事审判庭第一庭副庭长的黄学武做了汇报。黄学武认为该案证据存在很大矛盾，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成立，案件中的被告人袁兴立可能被判死刑；但如果关押的被告人不是真正的通缉犯袁兴立，则将导致一起错案。他当即决定再审袁兴立，核对事实，排除疑点。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１日，此案第二次在沛县法院开庭，曹炜再审袁兴立。袁兴立依旧承认自己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袁兴立，但其以案发时间太久为由不能顺畅供述作案细节的说法仍令曹炜生疑。庭下，曹炜同沛县一名法警用沛县话向袁兴立发问，袁一脸茫然。问其邻居、上小学的学校等，袁兴立都回答不对。疑点没有排除。

袁兴立前妻惊呼：这人我确实不认识！——法官断定此人不是真凶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１日，在此案的第一次合议庭会议上，曹炜提出虽不能肯定在押被告人身份有误，但此人疑点太多。也有人不同意曹炜的看法，认为疑犯在逃１０年，口音改变很正常；也有人说疑犯口音的改变可能就是他的伪装；更有人认为，疑犯本人已经供认不讳，不可能发生诉讼主体的错误。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对被告人真实身份再做核实。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７日，合议庭决定实施庭外辨认。袁兴立被带到张庄镇郭庄村，供其姐姐和前妻吴某辨认。面对已逃亡１０年的袁兴立，吴某仔细地看了看，确切地说：“不认识，这人我确实不认识。”其姐也说，此人不像她弟弟。继而，吴某提出靠近辨认袁嘴上的疤痕及手指上的缺损，然而这些应有的特征袁兴立身上没有。此时的袁兴立也认不出眼前的姐姐和前妻。
曹炜的心头一紧：此人真的不是被告人袁兴立？
７月３日，黄学武副庭长将袁兴立的同案犯、在徐州监狱服刑的袁兴国带到沛县看守所与袁兴立辨认，结果谁也没有认出对方。第二天，法官又找来沛县张庄镇郭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宪斌，看着袁兴立长大的陈支书仍未认出在押的袁兴立就是郭庄村的袁兴立。法官不禁眉头深锁：此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承认自己是疑犯？
７月４日，黄学武副庭长亲审袁兴立。在反复的讯问中，袁兴立露出更多的破绽：答不对沛县在江苏的方位，答不对住地周围的乡镇名称，将沛县人汉高祖刘邦说成三国时的刘备，更荒唐的是将沛县土话“坷垃头子”（土块）说成是老人家的意思。
一切迹象表明，在押被告人不是袁兴立。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４日，作为本案主审法官的曹炜在案件审理报告中正式提出：本案不能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作出判决。

被告人终于开口：我不是罪犯！在押被告人与在逃真凶名字仅一字之差，法官把死刑案件办成无罪铁案
不是罪犯，那么他是谁？为什么不讲真话？是为钱出来顶罪，还是有其他隐情？一直关注此案的市中院领导召开院长办公会，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寻求庭审突破，实事求是地查清在押被告人的身份。
根据院长办公会的部署，曹炜再审袁兴立。这是曹炜对袁兴立的第五次审讯，也是一次成功的攻心较量：
曹炜：你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袁兴立？
袁兴立：是。
曹炜：你如实陈述案情。
袁兴立：我已讲过多次了。
曹炜：为什么多次供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袁兴立：我解释不出来。
曹炜：你既然是公诉机关指控的袁兴立，为什么与事实不符？
袁兴立：我解释不出来。
曹炜：你在昆明梁源派出所说的是实话吗？
袁兴立：是实话。
曹炜：你为什么说假话？
袁兴立：……
曹炜：你说假话，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根据案情，你最终将要被判死刑的！
袁兴立：愿怎么判就怎么判。
曹炜：你愿意稀里糊涂地死？
袁兴立：嗯。
曹炜：你有什么顾虑？
袁兴立：没有。
曹炜：你想得到法院的帮助吗？
袁兴立：不想。
曹炜：能实事求是说吗？
袁兴立：我不知道怎么说。
曹炜：政府帮助你、挽救你，对你是负责任的。只要你实事求是讲真话，是可以宽大处理的。
袁兴立沉默了一会，抬起头望着审判长曹炜，他从曹炜真诚的目光中仿佛看到了什么。“我讲真话。我叫袁兴文，家住四川省岳池县乔家镇催龙村七组，家里有父亲、弟弟、妹妹……”袁兴文仿佛打开了记忆的大门，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陈述１月２日因与家人生气离家出走，１月７日抢夺手机被抓进昆明梁源派出所，被打后按派出所出示的材料承认了１９９１年在沛县作案杀人的“事实”。
水落石出。袁兴立、袁兴文毫不相干，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庭审结束，袁兴文不再是被通缉的疑犯袁兴立，他第一次将指印盖在法庭调查笔录“袁兴文”三个字上。
曹炜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天是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６日。合议庭进行第二次合议，迅速将此案报告院审判委员会。

远赴四川华蓥山腹地调查取证，一位老人看着照片说：他是我儿子！
依然是证据。证明袁兴文有罪需要证据，证明袁兴文身份同样也需要证据。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１日上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３１１次审判委员会会议，会议肯定了承办人对案件明察秋毫的判断，并决定兵分两路，进一步核实证据，对被告人身份审查到底。一路人马去昆明调查原始资料，并认定抢夺价值６６０元的手机是否构成犯罪；一路人马去四川岳池县乔家镇袁兴文家，落实袁兴文的真实身份，及有无其他犯罪行为。
７月２７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分管副院长亲自带队前往四川岳池县乔家镇调查取证。临行前，细心的法官为袁兴文录了像、拍了照。飞机到达重庆，此时的重庆气温高达４２摄氏度，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可这一切阻挡不了法官的行程。第二天早上５点，核实取证小组一行五人拎着摄像机、照相机和一尺多高的卷宗，乘出租车前往位于华蓥山腹地的岳池县。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经过近六个小时，终于来到岳池县乔家镇派出所。打开袁兴文的户口底册，袁兴文的照片赫然纸上，其家庭成员情况与袁兴文的陈述完全一致，而且袁兴文也没有其他犯罪行为。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法官们又来到袁兴文的家，让其父亲袁永超介绍袁兴文的体貌特征，并辨认袁兴文的照片和录像，袁永超指着照片肯定地表示：这就是我的大儿子。法官们回到重庆，已是深夜１２点，辛苦自不待说，但心里却有像打了胜仗一样的感觉。
另一组去昆明取证的法官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在梁源派出所既没有见到当事民警，也没有拿到新的资料，仅带回一个信息，即昆明认定抢夺案的最低数额为８００元。这就证明袁兴文抢夺价值６６０元的手机不构成犯罪，属违法行为。
袁兴文无罪成为铁的事实！

差一点人头落地的袁兴文被无罪释放，他走出看守所大门，嚎啕大哭……
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令袁兴文终身难忘。
袁兴立故意伤害案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号法庭最后一次开庭。审判长曹炜宣读（２００１）徐刑一初字第６１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袁兴文系四川省岳池县乔家镇催龙村七组农民，并非是江苏省沛县张庄镇郭庄村农民袁兴立，公诉机关误将袁兴文当作袁兴立指控其犯故意伤害罪不能成立。袁兴文抢夺他人价值人民币６６０元的手机，不构成数额较大，亦构不成抢夺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６２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７６条第（三）项之规定，宣判如下：袁兴文无罪。”
听完判决，袁兴文呆呆地看着审判长，与死刑擦肩而过，此时他已欲哭无泪。
其实，袁兴文哭过了。
这天早晨刑一庭副庭长黄学武去沛县看守所，让袁兴文收拾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跟他走。经历过反反复复的法庭调查及辨认的袁兴文已明白，他自由了。走出看守所的大门，袁兴文嚎啕大哭，他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享受到自由的阳光，弥足珍贵！毕竟自由失去了整整八个月。袁兴文穿上法官们买来的Ｔ恤衫、裤子，并在法院的职工食堂里吃了午饭，下午他将在法官的护送下，去南京禄口机场乘飞机回四川岳池老家。获得自由的兴奋，从未乘过飞机的兴奋，使袁兴文一夜没有合眼。而法官们也没敢合眼，他们的责任是将袁兴文送交原籍公安机关。
越过崇山峻岭，袁兴文终于回到了四川岳池老家，回到家人的身旁。
江苏沛县的犯罪嫌疑人袁兴立仍然负案在逃。

淘“古董“擦亮眼睛辨真伪
上海的收藏热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规范整顿，目前，古玩艺术收藏品市场已形成“三市四街”蓬勃发展的局面
上海，自古以来被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又因其具有货物流通“咽喉”的有利条件而成为各地收藏家云集的大商埠，在历史上享有“中国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时至２１世纪的今天，当古玩与房地产、股票成为本世纪三大投资热点时，上海继续执华夏收藏热的牛耳而蜚声中外。
上海的“收藏热”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发展于８０年代初，盛行于９０年代中期。８０年代中期，上海开全国之先河，最早成立了社团法人收藏组织——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由于民间收藏组织的成立，收藏热也随之兴起，各种古玩市场也宛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目前，上海有古玩艺术收藏品从业人员数万人，注册登记的经营古玩艺术收藏品的商店、画廊有３０００多家，营业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古玩市场有１０多家，收藏爱好者与投资者达几十万人，上海正成为全国最大的古玩艺术收藏品流通集散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出现了一个地摊式的被人称为“大道古玩市场”的收藏品市场，还有在原南市区的会稽路上也有一个相当热闹的古董市场，每逢周末，短短的会稽路上挤满了前来买旧货和淘“古董”的市民。这两个市场由于不合法被有关部门取缔了。１９８５年，在会稽路的对面，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挂牌的古玩艺术收藏品市场——东台路古玩市场，其经营的范围从明清瓷器、玉器、铜器、字画到木器杂件，就连３０年代的历史旧物也有专卖店。这里的主要消费群体是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国外驻上海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业内行家。
自此以后，上海的古玩艺术收藏品市场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目前，上海已形成了以“三市四街”为主的古玩艺术收藏品市场的格局，它们是：东台路古玩市场，老城隍庙文物古玩市场，南京西路奇石古玩市场以及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泰康路艺术街，广东路上海文物商店街，茂名路画廊街。汇聚在这“三市四街”周围的古玩商店和画廊，基本上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层次，他们对上海和周围地区的古玩市场有相当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上海之所以在古玩市场管理方面卓有成效，是源于市政府在制度管理上的严格和规范。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文物经营管理办法》，对文物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办法》严格规定，未经市文管委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经营活动。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上海古玩市场的合法和规范。

字画造假，瓷器乱真，真假钱币扑朔迷离，五花八门的文物造假令收藏爱好者如雾里看花，不知南北，难识东西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７０００万收藏爱好者，各级收藏组织数百家，家庭藏馆约５００家，然而在这发展和繁荣的背后，却是文物市场上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泛滥现象。目前，国内文物市场上赝品最多的是字画、瓷器、玉器、钱币等值大钱的文物和古玩艺术品。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浙江中澳公司在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举办的杭州秋季书画拍卖会上，通过竞拍拍得１０幅作品，其中用１０５万元拍到张大千的一幅《仿石溪山水图》。事后，中澳公司要求拍卖公司派人同去上海请著名书画鉴定家鉴定此画的真伪。到上海后，书画鉴定家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西湖的客人，他们拿出了《仿石溪山水图》请老先生过目，书画鉴定家一番观赏后，认为该画系张大千真迹。中澳公司和浙江国拍的人员十分高兴，满怀喜悦地携画回到杭州。同年１１月，中澳公司又派员到北京请文物专家鉴定，此时，风云突变，北派鉴定大师鉴定后出示了书面意见，认为此画系货真价实的临摹本。这时，硝烟弥漫了中澳公司和浙江国拍。同年１２月，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再次派员前往上海请书画鉴定家鉴定此画，８５岁高龄的老先生出示书面意见坚持认为此画是真迹无疑。一幅名家大师的名画，在两位国家级的鉴定师面前遇到了相左的结论。为了保险起见，中澳公司要求退画，而浙江国拍予以坚决的拒绝。于是，引发一场历时４年的旷日持久的文物官司。１９９８年，书画鉴定家去世。１９９９年，国家文物局受有关方面委托，再次组织１０多位书画鉴定专家对此画进行最后的鉴定，终于认定此画是膺品。在人们迎接新千年的时候，此案终于有了眉目。２０００年初。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调解下，被告浙江国拍退还原告中澳公司画款１０５万元、利息１４万元，至此，一桩历时四年的公案划上了句号，尘埃落定。
目前，国内书画市场上伪作的现象比较突出。１９９９年上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创下总体成交率最底、平均只有三成多的历史记录。究其原因：假货赝品比比皆是。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３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不法分子销售伪劣书画已成公害——一些著名书画家评语整顿书画市场》。时至今日，此种现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２０００年１月２日，一个名为“金刚神韵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画展在上海展出，傅抱石的夫人和儿子闻讯前来观赏，约７０幅大小作品经傅抱石之子傅二石鉴定竟“全系伪作”。如此大规模的作假令人咋舌。
如今，字画的赝品现象比较突出，而瓷器的命运也并非一片光明。中国的瓷器早在唐期以后就誉满全球了。１９９９年，一只明朝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在香港拍卖，以２９１７万港元成交。一只明朝永乐年制的青花水波边缠枝花卉星纹双系大扁壶以２１４７万港元成交。２００２年５月７日，一件清雍正年制的粉彩蝠桃“福寿”橄榄瓶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中，以４１５０元港元成交。在世界古董文物市场上，中国官窑瓷器的价格被不断刷新。
正因为看到官窑制品有暴利可图，于是，一些不法奸商悄悄地仿制了大量的”官窑“瓷器。所以，在国内文物市场上，“官窑”瓷器越来越多，比比皆是。有人到景德镇，看到一种存世量很少的元代青花大坛当街展示，大吃一惊，因为，这种在拍卖行起叫价至少１００万元的官窑不大可能很随便地放在店铺里待价而沽。于是上前细问，对方说：拿３００元来，坛就归你了。如今，仿官窑的瓷器叫一般人真假难辨，稍有不慎，便掉进“陷阱”，成了“冤大头”。对此，２０００年６月８日《新民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当心官窑”的文章，猛烈抨击了某些人做假贩假，扰乱市场，坑害藏家，损害中国文物在国际文物市场上声誉的恶劣行为。
中国钱币浩如繁星，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瑰宝，它记录着中国的历史、朝代的更替、王朝的兴衰。
最精美的钱币在中国，最早的钱币也产生在中国，可是，最早的伪币也出现在中国。１０００多年前的宋朝，就有人用假币进行交换和买卖。公元１２７８年，有一个叫石治民的人因伪造货币而被处死，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案可查的伪钞犯。
那么，今天伪钞假币的情况又如何呢？可以说是相当猖獗。一个采购员，迷上了钱币收藏，每次到外地，总要去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上去转转、看看，带回些钱币，在银行当会计的妻子则抽空帮他整理。几年下来，收获不少，一天，他邀请一个钱币鉴定家到家里来给钱币估个价，结果，这位鉴定家发现他的钱币有近三分之一是假币，而采购员的妻子知道丈夫用辛辛苦苦攒的钱换回来的竟是假币时，大骂他是个蠢货，两口子一骂二吵，激动的采购员失去了理智，挥手就给妻子一拳，妻子被打倒在地，下决心与他离了婚。在分割财产时，假币全归了这个采购员。真是：假币害人真不浅，赔了夫人又折钱。
在收藏这个领域，因收藏品的价值上升幅度已超过另两项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因此，制假、造假似有燎原之势，除了本文叙述过的字画、瓷器、钱币等种类外，其他方面如玉器、奇石、青铜器也有不少，曾有人在腌菜缸里“出土”汉代玉器，激光中“发现”鸡血石。今年４月，在海南三亚一家珠宝店，记者看到一块普通的玉牌冒充上等翡翠，标价２６９００元，其心之黑，令人瞠目结舌。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用仿制品冒充文物珍品，是当前文物市场赝品泛滥的根源。我国的文物古玩市场，总体上看，是健康而又蓬勃发展的。因为，对文物买卖，国家一直有严格的规定，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和１９９２年５月５日，国家分别颁、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文物保护法》第五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买给外国人。《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三十三条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卖给国家文物收藏和收购单位。因此，真正的国营文物商店和古玩市场是不会出现这些违法现象的，只有那些制假贩假者才会在暴利的驱使下，干出些损人利己、违法乱纪的丑事来。

过去造假，还讲究点水平，现在造假，连起码的良心都不讲，更可恶的是某些“鉴定师”为了金钱做伪证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某文物古玩公司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说有几幅字画要寄售，打开一看，是著名戊戌变法运动的倡导者和发动者、清末民初的著名书法家康有为的作品。据来人介绍，这几幅作品是从他人手里购来的，已经过行家鉴定，货真价实。现因手头紧，想原价出让，其中一幅开价３万元，价钱不算贵。
由于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发动者，又是民国以后有名的保皇派，加上他擅长书法，故他的书法作品深受藏家青睐。民国时期，他的作品就很有市场。１９９２年，在西安国际拍卖会上，康有为当初在西安写下的“文章千古事，花柳一园春”的五言对联以１．２万美元成交。１９９４年，中国嘉德推出他的两幅长联，成交价高达２２万元人民币。以后，他的作品频频在各地拍卖会上露面，但由于赝品太多，导致价格大幅回落。如１９９６年，朵云轩书法对联专场拍卖会上，他的《楷书七言对联》、《行书七言对联》分别以０．５万元和１．６万元成交。１９９７年，他的《行书七言对联》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只以０．９９万元成交。可见赝品之多造成的严重后果。
因此，今天这两个年轻人拿来的康有为的书法作品必须仔细鉴定，不然的话，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会让同行笑话。该文物公司负责人经过认真地鉴定，最后从康有为的落款图章上看出破绽，证明这是一幅赝品。这两个男女看到机关被识破，不声不响地卷起宣纸走人。
目前，上海古玩字画收藏日益兴盛，其队伍急剧扩大，至少有２０万人。但是，这些古玩字画爱好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精于此道，是古玩字画方面的“外行”，他们希望有权威的古玩字画的“鉴定机构”和“鉴定师”来为他们出谋划策。然而，目前社会上很少有面向社会的专业鉴定机构和鉴定师，于是，一些人打着“鉴定师”的旗号，以“鉴定家”自居，欺骗客户，从中牟取暴利。因此，现在出现了人们在怀疑所购文物真伪的同时也怀疑对此文物进行鉴定的“鉴定师”真伪的不正常现象。
有一位年轻商人，文化底蕴较好，又喜欢字画，就经常用高价买些名人字画，自己赏玩收藏，碰上知己，也与人共赏。几个回合下来，购画款已耗资数十万元，然而，行家们看了，竟不知道他究竟买了些什么。不久前，这位商人兴冲冲地来到一朋友家，告诉他自己花了８万元买了一幅吴湖帆的青绿山水画，待打开一看，那位朋友不禁失声大呼：“假的，百分之百假的！”商人不信，说这是经过专家鉴定的，并拿出盖着钢印的收藏鉴定证书为证。那位朋友拿出《吴湖帆画集》告诉他，你买的这幅画是临仿《庐山五老峰》的，画面虽同，气韵、笔墨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你看这松针，画得多么松散呆板，哪里是吴湖帆的大手笔！看来这个做假的人顶多学过三年画。过了几天，商人又拿来一幅晚清名家任预（立凡）的山水画和一幅翁同和的对联，任预的画倒是旧物，但笔墨了无生气，一看便知是当时的赝品，而翁同和的对联，则是石印的复制品，根本不是什么原作。这样的东西过去只值几块大洋，现在开价上万心也太黑了。商人听说之后，神情沮丧，大呼冤枉，发誓以后再也不买字画了。
书画造假，自古有之，本不足为奇。过去造假，还讲究点水平，有些造假高手，往往能做到以假乱真，甚至叫人上了当还不得不佩服。张大千造的石涛假画，就曾骗过鉴定大师庞虚斋。而现代人造假，连点起码的良心都不讲，有的人连基本技法都未掌握，就敢冒充名家赚大钱，实在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当然，更可恶的是，有些所谓的鉴定专家，为了从中捞取好处，竟也昧着良心做伪证，把明明白白的膺品定为“真迹”，甚至写上一段题跋，吹捧一番，说什么：“此乃某某精心之作。”这就比造假者更为堕落了。当今书画市场上赝品泛滥，不能不说与一批堕落的“鉴定专家”与造假者的狼狈为奸不无关系。

本届人大审议的《文物保护法》修改条款有200多处，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文物，是文物市场获得长足发展的基础。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第三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除了国有文物等五类文物不得买卖之外，民间收藏的文物可以流通。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应当适度让它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一旦建立一个价格合理、相对宽松的文物市场，反而能有效地遏制文物市场上的黑市交易。而且，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个人收藏也有相当多的益处。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感慨地说：“今天的收藏家对国家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许多艺术珍品都是来自民间收藏，许多宝物也正是在民间收藏者的百般呵护下才得以浮出水面。
本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文物保护法》修改之处多达２００多处，如构成文物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草案注意与刑法等有关规定相衔接，此外，还规定文物行政部门、文物收藏单位、文物购销单位、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工作人员，实施或者内外勾结进行文物犯罪的，依法将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为了规范文物市场，草案还增加了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权，加大了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最高可达５０万元或者是违法经营额的５倍，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条款也作了细化。
然而，文物市场要想改变混乱局面，步入良性循环，获得长足发展，一定要进行坚决和彻底的治理、整顿，否则，“真真假假话文物”的故事将绵延不断。

我与俄罗斯绑匪的惊险较量
出行遭不测被劫欧卡湾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上午，远东欧卡湾雨雾蒙蒙。
从海参崴驶来的“乌苏里”号客轮缓缓靠岸。冒雨下船的乘客们一边抱怨旅途中不巧遇到这种大煞风景的鬼天气，一边匆忙地挤向将要开往“海神”宾馆的大巴。
欧卡湾盛产各种独特的鱼虾和野味，这也是吸引各地游客的原因之一。为考察近期渔业行情，我来到这里。
雨大起来了。前拥后挤的旅客们争着上车。这时，两辆乳白色的轿车驶进码头，不经意间，我发现车上跳下四个人高马大的俄罗斯壮汉，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还没等我弄清楚怎么回事，一个大汉已揪住我的胳膊，从人群里往外拽。在撕扯之中，我举起护照，用俄语求助：“警察！警察！”可是那个大汉朝周围人群喊了一声：“他是骗子！”这样，我就别想指望谁的救助了。在动荡不定的社会变革中，谁还会有闲心去过问、关注与己无关的事儿呢？我被塞进了汽车，车子立即驶入雨幕之中。在车上，我继续用俄语质问、抗议。一个汉子握紧硕大的拳头向我鼻梁狠狠一击，我昏死了过去。
汽车在雨幕中飞快地穿行，颠簸之中，我逐渐苏醒过来。面对的将会是一场怎样交易？我不得而知。
我担任东方边贸公司驻远东办事处主任五年来，在俄罗斯城镇中遇到过不少怪事、险情，但莫名其妙地被诬为“骗子”、被俄罗斯人塞进汽车带走的事儿，还是头一遭。
汽车一会儿进入茂密的森林，一会儿又环行在美丽的海湾，很快就驶进一座红屋顶、石围墙的别墅。我被带进去以后，看到与自己打过交道的“维特”贸易公司副总经理马利克坐在大厅一角的写字台旁，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这时，我对自己成为人质的缘由，就全明白了。

冤家路窄落虎口
事出有因。我此番遭劫的原委，还需从一笔极不愉快的木材生意谈起。
“维特”贸易公司主要经营木材和海产品，是一家颇具实力的私营企业。４０多岁的马利克与有些“酒肉穿肠过，就是不过货”的俄罗斯商人相比，他还算是个可以与之相处的贸易伙伴。
今年２月末，我代表公司与马利克签订了一笔购买１６０００立方米红松的合同。马利克将红松发到口岸，我们经商检后，确认对方过货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马利克闻讯后，陪着笑脸，向我百般解释，希望接货付款。我们公司算了笔细账，如果接货付款，这笔生意将赔进１０万美元之多。这可不是什么“一差二错”的小事，宁可撕破脸皮也不能让国家和企业遭受损失。因此，我们做出了中止合同、不予接货的决定。马利克见中国伙伴的账算得很明白，一点不含糊，只好重新协商价格，同意降两个等级。我们按降价协议接货付款后，这笔不愉快的交易即画上了句号。
事情过去已经快半年了，现在他这样把我“请”来，显然是要进行报复。但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到欧卡湾来了，并且很准确地跟踪了我呢？显然，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再说，在远东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比较猖獗的情况下，只要花上钱，雇人通风报信、跟踪盯梢，都是易如反掌的事。
尽管这次非同寻常的见面对我来说凶多吉少，但是我并不胆怯。因为我没有什么过错和把柄。我准备据理争辩，和马利克交锋，并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邪恶，我一定能胜利地返回祖国，回到亲人和同事们中间去。

劫匪威逼利诱人质沉着应对
马利克气势汹汹地走到我眼前，狰狞地假笑了一声，说：“这样把你请来，恐怕有些不礼貌。不过咱们是老朋友了，见面之后，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瞪大眼睛盯着马利克，忽然觉得他的神态语气很像《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在诱供。马利克接着说：“至于解决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让我们通过翻译来对话吧！”打了多年交道的中俄商人或多或少都会说几句对方的语言，但深入交谈，翻译是必不可少的。
马利克说完，朝身旁几个劫匪递了个眼神，便和他们退了出去。而接着推门进来的竟是我早已熟悉、现在受聘于马利克的汉语翻译吕明军。
吕明军是个工于心计、无情无义的年轻人。１９９３年他供职于牡丹江青联公司时，以“货款遗失”为借口，谎骗上级，卷走公司１２万元。此后，吕明军滞留在俄罗斯，混迹于黑白两道上，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１９９５年以后受聘于“维特”公司，担任马利克的汉语翻译。
吕明军假惺惺地对我说：“何必弄得这么紧张？老毛子有点过份了！”我反唇相讥：“从一开始，你就没进什么好盐酱吧？”他尴尬一笑说：“哪能呢？我还是中国人嘛！听我的劝吧，马利克要求你们立即汇来４０万美元，作为上次木材生意的补偿。然后才能放你回国！”我明白了，马利克一伙想以生意补偿的名义，敲诈东方公司４０万美元，而我将作为人质被扣押在这儿，等待“交易”的兑现。
说话之间，马利克进屋了。他声色俱厉的威胁道：“这件事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我怒不可遏地驳斥道：“你打错算盘了。”马利克恼怒了，没想到落入他掌心的中国人竟敢与他对抗。于是，他从沙发上蹦起来，扑到我的面前，歇斯底里地吼道：“不给我４０万美元，你休想活着回去。”说完，他扭动肥硕的身躯，走出大厅。接着，几个歹徒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开始搜身，把我的护照、钱包、皮带、手表统统搜走，然后把我推倒在地上，抡起皮带，一顿猛抽。我又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苏醒过来，费了挺大劲，眼睛才睁开一条缝。已经肿胀、麻木的脑袋，仿佛被灌满了铅。我两手使劲撑着地板，想站起来，但又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这伙匪徒可真够狠的。尽管我伤得不轻，但思维很清醒：“必须让家里知道我目前的情况。”我要求打电话。吕明军这会儿又跑进来对我说：“把事儿说清楚吧，让家里把事办明白，别出岔子。小心惹急了老毛子，杀你的心都有哇！”说完，把电话递给我。我拨通了公司总经理的电话说：“马利克在欧卡湾把我扣下了，要求公司给付４０万美元才放我回家。”刘总十分意外地说：“这伙强盗！你千万要注意安全。我们马上想办法营救你！”马利克抢过话筒，按下免提键，把吕明军叫到近前，让他翻译与刘总的对话。马利克说：“我把你的助手请到公司别墅来谈判生意补偿金问题，希望你们马上汇来４０万美元，我们可以放他回家。”刘总回答：“以这种方式解决生意纠纷的做法，是违法犯罪的，我要求你们必须保证人质的绝对安全。关于货款问题可以重新谈判，我们先筹集６万美元汇过去，但你们现在就要放人！”刘总刚柔兼具的回答使马利克有点语塞，他狼狈而又有点失态地咆哮了一句：“这不可能！”就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踏实了：公司非常关心我的安全，有祖国亲人的关注，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挺过去，战胜劫匪，返回祖国！
马利克推开电话，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的公司如果不兑现诺言，你就听天由命吧！”说完，离开了大厅。几个匪徒又扑来对我连踢带打。
面对歹徒，我想：家里已经知道情况了，肯定会进行营救的。可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与马利克软磨硬泡，给外面的营救赢得时间，同时找机会逃出去，控告揭发这伙胆大妄为的匪徒。于是，我再一次要求和马利克对话。
马利克进屋了。我说：“我们公司经费很紧张，要筹集一笔款子不是容易的事儿。必须宽限足够的时间。”马利克深思无语。显然他知道劫持人质容易惊动警方，如果不速战速决就会鸡飞蛋打，引来官司。他进退两难了。沉思片刻，他气势汹汹地说：“付钱的问题刻不容缓！”我坦然地回答：“如果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筹款问题是绝对解决不了的。再说，那笔生意我们双方是按照合同重新签字的。现在你们用这种方法推翻合同，恐怕没有先例吧？”马利克脸红一阵、青一阵，不知如何作答。我紧逼一步说：“我可以耐心在这儿等下去，但不知你最后将如何收场？”
双方对话无果而终，我被歹徒捆住双手，推进了地下室。

斗智斗勇逃离匪巢
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我透过狭小的天窗，翘望遥远的南方——祖国母亲，心想：应当想方设法逃出去，揭露匪徒的阴谋，维护祖国与公司的尊严和利益。
我环顾周围环境：水漉漉的石板地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什物。一张破沙发飘散着呛人的霉味。几只像小猫一样大的老鼠，在墙角窜来窜去。我打了个寒战，擂响了地下室的门。一个歹徒应声而来，喝问我：“干什么？”“要上厕所。”在他的看押下，我被带到院子里的一个木板厕所。
天还没黑透，我从厕所通风口和板缝中观望别墅庭院里的情况。坚固的围墙和正面的铁栅栏把别墅护卫得像个小城堡。我有点沮丧了。但当我再一次扫视围墙情况时，竟意外地发现在别墅西山墙角处，横卧着一架铝合金梯子。大概是佣人收拾庭院后闲放在那儿的。我眼前一亮，有了主意。回到地下室后，我开始考虑如何逃生。
天快黑了，马利克让人把我带出去对我说：“你们公司只电汇了６万美元，这是远远不够的。不给足４０万美元，别想痛快出去。现在你给你的公司打电话，把钱要过来！”我拨通电话，一语双关地说了一句：“我自己有办法。”就挂断了电话。马利克怒气冲冲地说：“你耍滑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一没有护照二没有钱，你们不必关押我。让我帮你联系点业务，不就挣到大钱了吗？”马利克冷笑一声：“你好聪明，在这笔钱没装进我的腰包之前，别想从我手心溜掉。”然后，他让手下给我送来一杯水、一个黑面包和一头洋葱。我开始受用被劫持后的第一顿晚餐。
片刻，外面传进舞曲的旋律。我从门钥匙孔朝外张望，发现酒足饭饱的马利克领着几个歹徒和俄罗斯姑娘在大厅里跳舞。逢酒必唱，逢唱必舞，这是他们的习俗。不一会儿，守候在门外的大汉开门朝我瞅一眼，回手把门锁死，也去跳舞了。
午夜时分，曲终人散，一个歹徒将我押送到二楼一间小贮藏室，把门锁死，便径自睡觉去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马利克又接连给我们刘总打国际长途，蛮横无理地要求继续汇款。我就一直被押在贮藏室里。
７月７日傍晚，马利克和绑匪们酒足饭饱后，又跳又唱。三天来，他们也有点疲倦了，过来张望的次数也少了。
夜幕低垂，灯光昏暗。我侧耳细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估计已到上半夜了。我立刻开始行动。我先用脚踢碎一个瓶子，再将一块较大的破璃碴子塞进地板缝隙里紧紧挤住，然后背过身去，把绑住双手的尼龙绳放在玻璃碴子上来回蹭，几下子就将绳子蹭断了。我推开窗户，朝楼下扔了一个空瓶子，传来一声轻柔的回声，又扔下几个小木头块，没有引起犬吠，看来别墅院内没有狗。我从贮藏室角落里找到一捆绳子，把一端绑在暖气管子上，顺着绳索溜出窗外。又摸黑找到放梯子的地方，蹬上梯子，爬上围墙，又把梯子抽上去，放在墙外，顺着梯子下来后，朝丛林深处逃去。这时，院落、围墙、树林尽显轮廊，已是拂晓。

艰难逃生路幸遇好心人
我逃出魔爪后，并没有获得自由的感觉，还不敢贸然进城露面。否则，遇到巡警盘问，肯定会被当成坏人抓走审查。我兜里只剩下几个硬币，连买个面包都不够，只好采摘些又苦又涩的野果充饥止渴。
我在靠近海边的林带里徘徊。涛声阵阵催人入眠。过度的紧张、疲劳使得我实在迈不动步了，索性倚着一截倒木睡了过去。一觉醒来，我借着透过树叶斑驳闪动的阳光朝四下张望，突然发现离自己十多米远的树棵子里，站着两只双耳耸立、眼冒绿光的野兽，我倒抽一口凉气，本能地抓住身边一块石头。两只野兽见我发现了它们，竟然朝我逼近了几步，并将身体缩成弓形，仿佛马上就要扑将上来。对峙之间，我认出这是一对猞猁，尽管它体型不太大，但性情凶猛，极富攻击性，决不是人能徒手与之较量的。更可怕的是，我面前的猞猁不是一只，而是两只！这使得我极度恐惧绝望。人兽之间，像雕塑一样僵持不动，仿佛一切都凝固了，只待万籁沉寂之中那一声惨烈的哀嚎。对峙之中，那对猞猁突然扭转身子朝丛林深处跑去。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浑身已出透了冷汗，手中的石块都被汗水浸湿了。
我想：在这遮天蔽日、百兽出没的大森林里，万一迷了路，或者呆下去，将必死无疑。必须尽快走出树林，寻找生路。
我掰了一根树杈子，拿在手里壮胆，朝着树林稀疏的林带走去。不一会儿，身后突然一声断喝：“站住，不许动！”转身一看，这是一个手持自动步枪的俄罗斯男子发出的命令。我疑惑不安地站住不动，心想：“八成遇上马匪（黑社会）了。”他迅速绕到我面前，用严厉的目光审视我，接着又喝道：“巴伊觉姆！（跟我走）！”在他押解下，我们走出森林。我为自己刚出狼窝又入虎口，感到十分沮丧。
在山道与公路连接的地方，矗立着一栋涂着绿色油漆的木克楞小屋。这是护林站。原来这男子是护林员。于是，我连说带比划地讲完了自己的遭遇。男子告诉我，今早有人以抓小偷的名义向他打听一个中国人的踪迹。看来，马利克果然在搜寻我。男子招待我吃了饭，还告诉我说：“黑社会势力很大，不要去热闹的地方。”我准备天黑后，乘公共汽车进城，去寻找自己的同胞。
天黑了，我谢过护林员，搭上公共汽车，到了以前多次去过的哈尔滨经贸公司驻岛办事处。
路灯闪烁，楼院深深。我叩开了一栋小楼的门。一个俄罗斯老头告诉我：“中国人回家了！”我顿时感到头脑里一片空白。深更半夜，何处落脚？我突然想起：还有接送林场、渔港员上下夜班的环城公车。暂且到车上躲一宿吧。
环城公车开过来了。我上车后，在稍后一个座位上坐下来，暗中扫视着寥寥无几的乘客，心想可别碰上绑匪。
夜色深沉。公车沿着起伏曲折的街路环行，乘客越来越少。我也越来越显眼了。我壮着胆子向两旁扫了一眼，果然，发现一个黑发浓密的中年大汉正疑惑地审视着我。“坏了！被人跟上了！”我不知如何是好。又过了几站，只剩下大汉和我了。我下意识地想：“完了，又遇到麻烦了。”谁知那个大汉竟然挪到我身边坐了下来。“你还没有到家吗？”大汉用流利的汉语问我。我借助微弱的灯光，瞅着这个神秘的大汉。他那浓密的黑发和明亮的黑眼睛不像俄罗斯人，但他高耸的鼻子和尖翘的下巴又不像中国人。大汉微微一笑：“我早该下车了，但我发现你不是迷路了，就是没地方去。”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眼泪：“我遇上坏人了！”大汉说：“我是中国血统的俄罗斯人，我来帮助你吧。”他把我叫下车，打了出租。片刻，到了大汉的家。这个名叫瓦西里·王军的俄籍华人对我说：“明天，咱们到警察局去。”

报案缉拿罪犯结局大相径庭
次日，王军带我到了离欧卡湾２０公里的阿达罗亚警察局。年过五旬的局长谢尔盖上校听了我的诉说后，紧皱了一下眉头：“我们会研究这个案件的，请回去等待吧。”我和王军只好原路返回。
事后得知：东方公司为我被劫持的事，紧急召开了董事会，并通过市外办和有关部门向俄国警方致函，请求司法合作，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到我去报案时，警方还不知道这件事。
三天以后，阿达罗亚警察局接到了上级指令。谢尔盖上校派了９名警察到“维特”公司，搜出了我被扣押的护照、物品，查出了东方公司汇给“维特”公司的６万美元营救款。马利克对劫持人质的罪行，无法自圆其说。警察当即将他和吕明军等人拘留审查。
这起性质恶劣的人质劫持案就这样画上了休止符。

人工受精引出罕见抚养案
一、另有隐情的离婚案
贝贝是１９９５年８月５日出生的，而她的父亲陆强与她的母亲许娟却是在同年３月１６日就经法院调解离婚了。因此自打出生，她就没有见过自己父亲的模样。
贝贝的父亲是否太狠心了？当初夫妻俩闹离婚时，压根就没有向法院陈述其时许娟已经怀有身孕，况且许娟是于１９９５年１月与陆强在上海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研究室做的人工授精手术。不然，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在女方怀孕分娩期间，男方是不得提出离婚要求的。
１９８４年陆强与许娟经朋友介绍而恋爱，经过一年的交往了解，这对同是插队回沪、生活道路有些相仿的大龄青年，于１９８５年５月末登记结婚。当时陆强已３８岁，许娟比他小３岁。或许是他俩错过了最佳婚育阶段，他们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从医学角度上讲，男女婚后若未采取避孕措施，３年内女方不能怀孕，就有不孕症的可能。
到了１９８８年１月，陆强在外国亲戚的资助下，前往澳大利亚自费留学。陆强出国初期，双方还经常通信。１９９０年４月，陆强在澳洲毕业。同年下半年他打电话回上海，发现许娟在外面与他人合伙做生意，异性朋友很多。而陆强在澳洲却失业了，情绪不好。于是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之后，他们就停止了通信，陆强也不再寄钱回上海了。转眼，陆强去澳洲已有７年。由于婚后无子女，夫妻又长期分居，使得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婚姻关系如履薄冰，夫妻感情日渐疏远。
１９９３年夏天，留守女士许娟向法院起诉，要求与远在异国他乡的陆强离婚，与自己苦苦盼望而迟迟不归的丈夫分道扬镳。次年，陆强匆匆赶回上海。不过，他不是回来努力修补已经出现裂痕的夫妻关系的，而是向法院应诉离婚一案。７年后的这次重逢，在他们眼里，家是原来的家，人是原来的人，只是彼此已经陌生了许多。
不料，陆强回来后才得知，许娟已在他应诉之前作了撤诉，原因不明。陆强虽心存疑惑，但也没时间去细想。他只想趁此次回沪之机，办妥离婚事宜。于是，陆强于１９９５年春季又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不过在法庭上，许娟隐瞒自己已怀孕的情况，陆强则回避了１９９５年１月曾做人工授精手术的事实。同年３月１６日，双方在法院签下了离婚调解书，由陆强充当原告的诉讼最终完成。双方财产是这样分割的：１年前在市中心刚买下的房屋产权归陆强，但归许娟居住使用，直至病亡；陆强一次性给足许娟房屋修缮基金和医疗基金数万元人民币。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已决定离婚，陆强与许娟夫妇为何还要去做人工授精手术？如果说７年前的那场离婚，双方还算相安无事，但谁也不曾料想却给７年后的贝贝索讨抚育费一案，埋下了“伏笔”。

二、再打索讨抚育费官司
２００１年３月，贝贝以原告身份起诉在澳洲的父亲陆强，索讨自己的抚育费。而此时的陆强已在澳洲重新组成了家庭，膝下已有一对双胞胎。
陆强收到了法院转送来的诉状副本，已是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０日。他急忙向立案法院修书一封，称由于自己已经入了澳洲国籍，必须先在当地公证律师处做应诉公证，再经澳大利亚外交部确认，最后再到中国驻悉尼的领事馆认证。他表示会尽快办理相关文件，并应诉作答辩。
６月８日，中国驻悉尼总领事作出了认证书。陆强在答辩状中陈述到，他于１９９４年７月回上海，此行的目的是与许娟离婚，另外物色女友重组家庭。他承认曾在家中住过一晚，可就是这一晚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的症结所在。因为许娟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撤诉，而陆强却急于想离婚。于是，他专门为此向一些懂法律的人讨教，为避免被人称为“留洋后的陈世美”，他思想反复斗争了好几天，决定向许妥协，并满足对方的多项离婚条款。其中最让陆强感到为难的是，许娟称自己不打算再结婚，只想有一个亲生骨肉来伴伴老，所以她要求陆强留下自己的精子，以便让她可以人工授精来受孕。
能给自己留一血脉，这对婚后长期没有子女的陆强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慰藉。为此，陆强与许娟一同去医院采集精子，陆强还送给许娟一枚钻戒作为信物，并承诺今后对小孩的抚育费负责。他们在医院办了手续做了手术，又过了两个月办妥了调解离婚，陆强回了澳洲。
离奇的离婚交易，酿成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誓要做一回母亲的许娟果然怀孕了。可这一消息对远在澳洲的陆强来说，丝毫没有半点的喜悦，毕竟与前妻已经离异，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自己又重组了家庭，当时以为有一个孩子也不错的想法早已随风而逝了。事实上，他一直在为当初自己同意去做人工授精而后悔不已。
不过，后悔已太晚了。１９９５年８月的某天，许娟打越洋电话到澳洲，告诉了已不是丈夫、仅是“孩子他爸”的陆强“小孩生了，取名贝贝”时，手捧着听筒的陆强顿生疑惑。他思忖：若自己是孩子的生父，于情于理许娟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这一消息，可为何要在１０多天后才告诉他？她会有什么难言之处呢？
搁下电话听筒，陆强冷静下来想想，小孩本来是许娟一味要生下的，与自己并无多大干系，自己胡思乱想是多余的。于是，陆强托人带回上海２桶澳洲奶粉和２００元澳币。但以后陆强陆陆续续听在上海的朋友说，贝贝的确切出生日期并非如许娟所说的那样，这又使得陆强浮想联翩，对贝贝的身世及血缘有了疑问。于是，远在澳洲的陆强，一边背负着众多亲朋好友的指责，一边向许娟提出作为缴付抚养费的唯一条件，贝贝必须去做亲子鉴定。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许娟对他的这一提议没有积极响应，这更使陆强意识到，或许当初许娟强烈要求采精做人工授精要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圈套，虽然在贝贝１９９５年８月５日的那份出生医学证明书上清楚地写着：“出生孕周２８周，出生体重１９５０克。父亲是陆强，母亲是许娟。”陆强表示，他很想就孩子一事与许娟对簿公堂，但近年来由于生意失败，现任妻子又刚生了一对双胞胎，经济窘迫，自己也已年过半百，一家人在澳洲靠政府的救济生活已自顾不暇，所以回上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一场闹剧最终以撤诉告终
一方是振振有辞，坚决要做亲子鉴定，合情合理；一方是已５０开外的中年妇女，靠着微薄的下岗工资独撑着一个不完整的家，母女相依为命，煞是可怜。然而，这一切又该怨谁呢？当初既然已经闹到了离婚分手的地步，何必再做人工授精呢？从这一点讲，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自私的。
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涉外法律文件往来，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开庭审理这起抚育费纠纷案。由于陆强缺席未到，法庭审理变成了单方面的原告贝贝代理人的泣诉。原告要求陆强补足贝贝出生后６年的抚育费６万元，并从当月开始每月支付抚育费１０００元，至贝贝能够独立生活为止。
在法庭上，许娟承认在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６日法院调解离婚时，自己已怀孕３个月，是与陆强经人工授精而成功的。当时陆强对她已怀孕这一事实知道得很清楚，但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双方对法院隐瞒了这一事实。然而自从陆强再婚后即与之断了联系，自己与女儿的生活每况愈下，打这场官司是迫不得已。
这场诉讼在法院主持下正在审理。岂料半个月后，风云突变，谁也未曾料到，贝贝的母亲许娟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又向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她是这样解释她的这一次撤诉的：“我又仔细地想了想，被告他在澳洲入籍成家，不可能回来，就算判决了，也不可能执行拿到钱……”
作为法院来讲，不论父母哪一方有过错，孩子的权益都是要保护的，哪怕判决的结果暂时无法执行，但毕竟是一种法律上的确认。然而蹊跷的是为何在被告提出书面答辩时，原告贝贝的母亲要撤诉呢？
面对法官对于贝贝的出生时间等一系列细节的追问，许娟始终有些遮遮掩掩。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当初把孩子的出生材料弄丢了，没有通过正常途径补办，而是花了５０元，叫专门办证件的人办了一张假的”。这样的说法令法官对贝贝的确切出生时间产生了众多疑问。
１１月２１日下午，法官专门走访了为他们夫妇做人工授精的医院，医生证明说：“该夫妇因不育于１９９４年２月来医院治疗，并于１９９５年１月做了人工授精（同配偶）手术。”医院证明当初给许娟、陆强做了两次手术，费用在３００－４００元左右，但具体成功与否，患者自己最清楚，病史资料由患者自己保存。
５天后，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同意原告撤回抚育费纠纷一案的起诉。
从起诉到撤诉，今年已７岁的贝贝根本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但她却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原告。不论从她父亲的心态，抑或从她母亲一系列前后矛盾的举动看，人们有理由担心：贝贝能不能在良好的环境和生活状态中身心健康地成长呢？

祸起“神秘中间人”——“中远”诉“辽报”侵犯名誉权案侧记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２日午后的上海，丝丝春寒裹着蒙蒙的细雨。中国足坛又一起进入司法程序的名誉权纠纷案——上海中远足球俱乐部诉辽宁日报社侵犯名誉权案，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这是一个在鼓号齐鸣的中国足坛反黑背景下，事关唯一一支从２００１年度的甲Ｂ晋级２００２年度甲Ａ的足球俱乐部，是否因在其冲Ａ过程中一掷就是几十万元，用来“搞掂”裁判和球员而涉黑，抑或是被无端蒙黑的事件。
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司法活动。一审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以及一位书记员，清一色的是法学硕士。特别是４月２４日下达的在同类名誉权纠纷案件中罕见的、长达１２页的判决书，其平缓、绵密的说理占了相当篇幅，使得这份裁判文书，宛如一篇评述如何适用法律来调整新闻报道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之间关系的学术作品，令从事多年政法报道的笔者叹为观止。

都是讨个说法
曾有主张赔偿１元钱经济损失的名誉权纠纷案例，原告要的只是一个说法。“陆俊案”中原告提出１００万元的精神损失赔偿，陆俊对此称要的也是一个说法。而“中远案”中原告提出拗口的２００２１．１７元损失赔偿，同样是在要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说法就是名誉，就是社会评价，就是人身权利！
原告中远足球俱乐部（简称“中远”）诉称：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被告辽宁日报社在其出版发行的《球报》上，刊登了题为《神秘中间人爆出涉黑猛料》的报道，并在头版头条登载了一份汇款人“上海中远汇丽俱乐部”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１日通过上海银行定海支行，汇款给足球裁判张建军妻子所服务的北京建轩体育服务公司、金额为３０万元的电汇凭证图片。
原告“中远”认为这些无中生有的报道登载后，使许多球迷对原告提出指责，原告的声誉和社会评价急剧降低。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中，除了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外，还根据系争报道发表之日的公历所含数字，提出了２００２１．１７元的经济损失赔偿。
原告先是起诉《球报》。因《球报》是辽宁日报社麾下的正式出版物，但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原告得知后，即改为起诉辽宁日报社和《球报》两个被告。辽宁日报社则多次表示找它一家打官司就可以了。３月２０日下午，浦东新区法院特地开了一次准备庭，审查了原被告双方的主体资格，并由双方当事人交换了证据。原告“中远”当场撤消了对《球报》的起诉。
庭审中被告辽宁日报社辩称：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球报》的相关文章，客观地、原原本本地将“神秘中间人”在杭州对包括央视、新华社以及《球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进行的陈述加以全面报道，随后又在１月２１日和１月２８日的相关报道中，对“神秘中间人”的言行提出质疑并进行分析。
被告认为新闻报道不是调查报告，不能失去新闻性，新闻事件的开始、全部过程和结果不可能在一篇报道中发表出来，《球报》的报道没有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原告应当向对众多传媒撒谎、诋毁原告名誉的“神秘中间人”主张侵权责任，不应对客观报道事件发生经过的被告提出诉讼。
担任此案审判长的浦东新区法院民一庭庭长茆荣华和代理审判员王鑫以及一位书记员都是法学硕士。人民陪审员是华东政法学院民法学教授傅鼎生。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称和答辩，审判长当庭归纳出此案的三个争议焦点：系争报道是否原原本本地转述“神秘中间人”的陈述，该陈述是否具有客观性；原告的名誉是否因该报道而受到侵害；被告报道他人的陈述是否应当进行核实，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证据形式新颖
证据乃诉讼之王。诉讼用事实说话，这里的“事实”，是一种证据事实，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
围绕此案三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供的证据首先是那篇系争报道。虽然原告没有提供１月１７日《球报》的期发数，但是提供的关于被告在互联网上发布系争报道的公证书形式的证据，却十分引人注意——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１：００在市公证处打开电脑，拨号８１６３进入互联网后操作如下：
输入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ｂ／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２８５１２．ｓｈｔｍｌ，进入ｓｉｎａ球报“竞技风暴”网页，点击“打印”下载《神秘中间人爆出涉黑猛料》……
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
公证员（略）
系争报道中有一张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的电汇凭证图片。
要是在平时，这可能是一张普通的汇票。但是在足坛反黑背景下成了“涉黑猛料”，可不是开玩笑的。原告提供的《（上海银行２００２７号）关于中远汇丽“涉黑”报道中电汇凭证调查函的复函》，在所有证据中就显得非常关键了。这份银行证明表明：未发生过这笔电汇业务；这本电汇凭证发售给营业网点的时间应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之后，而这张汇票刊载的日期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１日，汇款人从未在我行定海支行开列账户。
针对原告的证据，被告提供了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的书面证词，以证明《球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的报道是属实；《球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以及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８日的相关文章，以证明《球报》对事态的发展及时进行全面的报道；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晚央视《足球之夜》播出的对“神秘中间人”的采访录像、新华社记者方益波所著《黑哨调查》第１１章及新华社记者杨明所著《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第１３章关于“神秘中间人”的陈述的记录，以证明《球报》报道的消息来源是“神秘中间人”的陈述。
被告还在庭审中提供了这样一份证据。这是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文言教授结合此案情况撰写的、题为“出处的重要”的一篇文章——
中国人写文章有一个传统，那就是重视引证。
八股文的开头规定是“子曰，诗云”，不论写什么东西，都喜欢把孔老夫子和《诗经》上面的话，当成一个重要根据。实际上，中国人在写文章的时候，认真地标出某一句话的出处，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文章的说服力，让可信的人的身份和经典的权威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二是表明自己的一种谦逊和负责。
文章中引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如果这句话说得高妙，这件故事讲得精彩，你标出来出处，则表现出你的谦逊；如果这句话说错了，或者这个故事讲砸了，较真儿的人找上门来，你就可以给人家一个交代。
新闻稿要告诉人家每天发生的事，抢新闻的要求自然会和新闻的真实性产生相当的矛盾。于是，新闻事件的真实与否便受到了相当的考验。当然，没有人会把抢新闻的职业特点当成是允许假新闻存在的理由，但是，新闻稿不可能是学术文章，记者也没有时间像学者一样去考证。这时，新闻稿的出处，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以《球报》的１月１７日的有关《上海中远涉黑与神秘中间人》的报道为例。
当这个人物出现后，没有哪一家中国体育的新闻媒介会放过这则新闻的。但是，新闻媒介对这件事的处理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把事件当成完全真实的新闻如实报道。二是报道后注重对重要的新闻要素加以出处的标注；三是报道后，提出自己的怀疑和分析。
第一种情形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如果新闻媒介不加分析和不标明新闻出处，《上海中远涉黑与神秘中间人》的报道就成了一则假新闻。
第二种情形是达到了新闻的一个基本的真实性的底线，这时，上述的报道只是报道了一则制造新闻的事件。对于现代新闻媒介来说，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标准。
第三种情形是新闻媒介达到的一个较高的水准。当大家都在就“神秘中间人”、“３０万元支票”而津津乐道时，新闻媒介就表现了自己的怀疑，如《球报》第３版的当时对北京中行的求证电话以及对中间人的怀疑等，实质上都是对这种高水准新闻真实性的追求。
从现代新闻的规律和新闻的基本理论看，我们的新闻媒介应该达到第二种水平而追求第三种的境界。

判决书长达6000字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３日，浦东新区法院对“中远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请求，不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和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１２页、总共６０００多字的判决书中法院是这样阐述的——
本院认为：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客观需求。名誉权作为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其宗旨就是保护公民、法人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证的评价。如果受到不法侵害，则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新闻出版者作为大众传播媒体，在行使出版自由时，应该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如果疏于此项义务，发表了虚假、失实的报道，贬低、毁损了其他公民和法人的社会公正评价，则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关于《球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的报道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问题。首先，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新闻出版署颁布的《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进一步明确：报纸、期刊必须遵守新闻出版法规。本案从查明的事实来看，”神秘中间人“确实出现过并陈述了涉及中远足球俱乐部的所谓“涉黑猛料”，《球报》报道中涉及的事件发生过程尽管客观存在，但由于“神秘中间人”的陈述实际上是在向媒体撒谎，欺骗公众，这就必然导致《球报》报道的内容虚假、失实。
其次，《球报》的虚假、不实报道对中远足球俱乐部的名誉产生了损害后果。中远足球俱乐部作为２００１年唯一一支晋升甲Ａ联赛的球队，以其较高的实力在球迷和观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球报》作为一份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在足坛打黑成为舆论焦点的背景下，头版头条刊登“张建军妻子的公司收到３０万元？绿城球员夏青被５万元收买？神秘中间人爆出涉黑猛料”这一非常醒目的标题，并配发电汇凭证加以佐证，这种排版设计足以给读者一种中远足球俱乐部与足坛“假球”、“黑哨”事件有关的第一观感。虽然第一版注明“详细报道请见今日三版”，即使看完第三版的报道，读者对中远足球俱乐部涉黑的疑虑也无法消除，加以该报道相继被其他媒体转载，影响范围逐步扩大，使广大球迷和观众对中远足球俱乐部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原告的社会评价随之降低，声誉受到明显影响，这种降低和影响与《球报》的虚假、不实报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球报》未尽谨慎审核的义务，主观上具有过错。新闻媒体必须对报道进行谨慎的审核，不能存有合理的怀疑。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确认《球报》特约记者在现场直接听取了“神秘中间人”的陈述，即使该记者当时在现场，由于“神秘中间人”的陈述并非权威的消息来源，《球报》谨慎审核的义务也不能免除。按照新闻侵权的主流观点，如果新闻报道来源于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提供的消息，新闻机构无需进行审核，即使该消息并不真实，新闻机构也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至今尚不清楚“神秘中间人”的身份，在本身对“涉黑猛料”也感到怀疑的情况下，不对有关的主要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为了产生轰动效应，抢先发表虚假的新闻报道，其主观上的过失十分明显。
原告因被告的虚假报道致使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其消除影响的范围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应确定在《球报》的发行范围之内。基于《球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报道发表后未再继续发表有损原告名誉的报道，且连续发表了几篇对“神秘中间人”陈述进行质疑的文章，故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不予支持。由于原告未提供因被告侵权行为而受到经济损失的证据，酌定经济损失２００２１．１７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本院难以支持。

现实的冲突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据权威人士说”、“据此间人士消息”等等新闻导语样式，在全球众多的传媒上俯拾皆是，在我国新闻学教学时援用的新闻报道范文中，也常有类似的文字形式。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新闻报道实践中，很少使用这些导语。为什么？危险系数高，易引起诘问和异议，甚至惹讼！
当然，也有一种反向情况。湖南衡阳日报社主任记者甘建华发表了一篇批评报道后，有人恶意地对号入座，恶意地使用诉权，结果甘建华胜诉。每当报社和记者涉讼胜诉后，十年怕井绳的烙印因讼累而久久不愿离去。甘建华毅然拿起法律武器，成为对恶意使用诉权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第一人。
既然是“涉足名案”，仍然回到足球上面去。
有人统计过，中国足球职业化八年来，一直在做职业化足球新闻报道至今未辍的，只有数得着的几位，新手和后插上的居多。
大众媒体在期盼新闻立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在无论如何舍不得放下足球这个宝贝疙瘩的时候，最好能用一种与中国足球的现状相适应的、一种平行的目光，去审视、评判、推进中国足球。

上铁两级法院巡回宣传办案11年
打出铁路法院“严打”声威
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海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针对辖区内铁路线长、点多、较为分散的特点，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每年的４月份开展巡回宣传办案活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上铁两级法院在万里铁路道线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案件，促进了铁路治安综合治理。连续１１次、具有铁路法院特色的巡回宣传办案月活动，也为铁路法院正式建院办案２０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巡回宣传办案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铁路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在每次活动中，上铁两级法院都要采取实际步骤，加大“严打”力度，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据统计，在１１次活动中，依法审结的刑事案件有７５１件、被告人１２３５名，其中被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被告人７１９名，占处刑总人数的５８．２％。
突出打击重点，发动审判攻势，是巡回宣传办案月活动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每次活动中，上铁两级法院都要从辖区内的治安状况出发，选择一批重点案件，到案发地进行集中公开宣判，通过强有力的审判攻势，形成“严打”的强大声势。１９９４年４月１日，上铁中院在南京召开打击“车匪路霸”宣判大会，依法宣布对４起“车匪路霸”犯罪案件、１７名罪犯的判决，以及上海市高级法院下达的对其中５名罪犯执行死刑的命令。时任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的李国光在宣判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公开判决，有效地震慑了犯罪，鼓舞了群众，促进了铁路治安的稳定。
为了狠狠打击在浙赣线、鹰厦线上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活动，上铁中院会同有关基层法院，派员赴案发地召开宣判大会，对６起重大盗窃案件的３４名罪犯进行集中宣判，并遵照上海市高级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将其中的１２名盗窃罪犯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形成了围歼“铁路游击队”的强大攻势。通过这几年持续不断的打击，盗窃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重已由１９９７年的５６．６％下降到目前的３７．８％，而且重大盗窃案件明显减少。
去年开展的巡回宣传办案月活动，适逢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闭幕、“严打”整治斗争拉开序幕之际，上铁两级法院及时部署，迅速行动，掀起了“严打”整治的高潮，组织了２次声势浩大的审判攻势，集中宣判了５７起抢劫、盗窃、运输毒品案件，７５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政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把“严打”整治斗争推向深入，上铁两级法院于今年４月１日、１５日组织了集中宣判活动，３１起盗窃、故意杀人、贩卖和运输毒品等案件的５０名案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进一步显示了铁路法院“严打”的声威和上下呼应、持续不断的“严打”态势。
在１１次巡回宣传办案月活动中，上铁两级法院召开规模不等的宣判大会有７９场次，判处案犯３７７名，参加旁听的群众近８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追缴劣质钢
——上海工商追堵七昼夜查获一起伪劣产品大案
国家经贸委明文规定，从２０００年起开始淘汰“生产地条钢的工频炉”这种落后工艺。用这种工艺生产的地条钢性能极不稳定，如果由此加工出来的线材流入市场将造成安全隐患。今年３月２８日，一批用地条钢制成的６．５ｍｍ线材从江苏如皋运到了上海的七宝镇，上海工商部门闻讯立即展开行动，一场追堵地条钢的战斗就此打响。

小名片牵出大线索
七宝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当地有一个销售成品钢材的市场，每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从江苏如皋市沪闽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沪闽公司）购进地条钢的上海世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天公司）正是这个七宝钢材市场中的经营户。４月４日，闵行工商检查支队接到上级指令，立即派员前往调查。厚厚的卷帘门如一张冰冷的脸挡在了工商人员面前。“撬开卷帘门，找线索！”支队的陈队长果断下令。门开了，里面空荡荡的，所有的钢材都搬光了，连一本账册、货单也没留下。看来世天公司早就预料到事情不妙，脚底抹油撤退得干干净净。多年的检查经验没让陈队长马上失望。他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中饶有兴趣地东转转西瞧瞧，尤其是墙旮旯、门后边看得更仔细。突然，一张薄薄的小名片跳入了眼帘。“林建斌，上海世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银行帐户：×××××××”。陈队长捏着名片，感觉到了它的份量。“有银行账户，不愁找不出其他线索。”“快看，这还有几张暂住证！”又一个新发现让大家惊喜。而巧的是，其中的一张暂住证正是林建斌的哥哥林建生的。

帐本里暗藏地条钢下落
４月５日，检查支队兵分两路，一路在市场里向其他经营者调查了解世天公司的经营状况；另一路奔向世天公司开户的银行。检查人员详细地查阅了世天公司销售经营情况，并很快锁定了近期与世天公司有业务往来的３８家企业。“一家一家核实，确定地条钢的下落。”陈队长迅速将人员分组派出调查。３８家企业分散在全市的各个角落。检查人员一家一家地上门，询问调查。终于，检查人员的目光落在了五家企业身上。这五家企业正是在３月２８日后分别向世天公司购进了一批６．５ｍｍ线材。其中上海周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购进了２吨，上海时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购进了９吨，上海晟宁贸易有限公司购进了５．１吨，且都还未出售。“马上追回，扣押。”而另外两家企业：上海振贺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实新工贸有限公司购进的数量虽不多却已经销售出去了。“绝不能让这批线材流入市场。”检查人员立即命令两家企业通知购货者将这批钢材退回。一批批的钢材陆陆续续地退了回来，支队人员的心稍稍定了一点。可目前只找到了不到１８吨的钢材，而据外围调查和市场内其他经营者的反映来看，世天公司绝不可能只进了这么点货，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全部销售完了。“还有多少货呢？到底藏在哪里？”夜色中的检查支队办公楼仍是一片通明。连续作战，熬得双眼发红的检查人员没人去休息，还在不停地分析、判断，而另一间的调查室内，一场攻心斗智的询问调查正在展开。

知情人终于吐真情
幸亏有了暂住证的线索，在公安人员的配合下，检查人员找到了林建生。“我真的不知道世天到底向如皋进了多少６．５ｍｍ的线材。”林建生一脸无辜地冲着检查人员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世天公司的情况，林建斌，你、还有一个兄弟，总共兄弟三人成立了世天公司。作为股东之一，怎么会不知道这样一大笔生意的经营情况？”林建生还是继续装傻。检查人员耐心十足地“陪”他兜起了圈子，从地条钢的危害性、世天今后的经营前景、工商部门的政策等说起，检查人员不紧不慢、柔中带刚的话语渐渐使林建生产生了压力。４月６日上午１０点多钟，在检查人员依旧炯炯有神的目光逼视下，林建生开始动摇了。他知道要想继续在上海立足，不过掉今天这个坎是不行的。他终于吐露出实情：“世天还有１６．７３吨线材尚未销售，放在宝山某仓库内。”检查人员马不停蹄奔赴宝山。林建生没有撒谎，１６．７３吨线材正静静地躺在仓库内。

码头取证揪出“乘龙”
“世天公司究竟进了多少货？光凭林建生口说无凭，还要展开外围取证。”检查支队将调查的视线落在了卸货的码头上。如皋沪闽公司是通过船只运送地条钢至上海的，而且船只停靠的就是闵行区莘庄镇的淀浦桥码头。当检查人员询问码头老板时，却意外地发现要求码头老板卸这批货的并非世天公司，而是上海乘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乘龙公司）。“乘龙？”检查人员听着这个陌生的名字，感到又一个“主角”正在出场。“乘龙公司要我们帮他卸货，我们也就毛估估，按８０吨收费的。”码头老板倒也爽快，全盘交待。赶到乘龙公司，检查人员又扑了个空。看样子，违法分子脚底抹油的功夫倒练得不错。检查人员没敢掉以轻心，开始仔细地在公司里搜索。突然检查人员瞥见门口一个人正探头探脑地张望着。“什么人？”几番盘问，得知原来他是乘龙公司的业务员。于是检查人员将业务员请到了检查支队，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询问工作。

神秘电话自招“大头”钢材去向
４月７日，陈队长一边关注着对乘龙公司业务员的调查进展，一边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突破。“嘀嘀嘀”。电话响了，是一个神秘男子打来的。“我是乘龙公司的人，你们是不是正在找乘龙公司购进的那批地条钢？”陈队长精神一振，“有戏！肯定是知情人。”为了稳住对方，陈队长尽量语气平缓地与他交谈。“我知道，你们工商已查处了世天公司，我们乘龙肯定也跑不掉了。我就全告诉你们吧：乘龙购的货共有３９．３２吨，全放在宝山的一个仓库里，还没卖呢。”看样子，世天和乘龙之间渊源应该不浅。陈队长来不及细究，眼见为实。检查人员二度奔赴宝山，果真在另一处仓库中找到神秘人讲的那３９．３２吨地条钢。地条钢的“大头”有了着落。经过几昼夜的连续作战，已经陆续有７４．８１吨地条钢被追回，可还和码头老板毛估估的８０吨有７吨左右的缺口。而且让检查人员心中没底的是，世天和乘龙公司究竟从如皋进了多少货，目前还只是从上海单方面调查得到的数字。“马上去如皋，吃准数字，求证清楚。”陈队长一刻也不敢拖延，４月７日中午就立即转战到如皋。

“81吨”数量如皋敲定
如皋沪闽公司的老板已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内，陈队长开始了与他的谈话。老板承认：３月２３日，世天和乘龙公司向他订了总计为８１．２２２吨用地条钢制成的６．５ｍｍ线材。具体订货时，是以乘龙公司的名义订的。然后双方内部再分货。厂里出具的销售发票上也清清楚楚地显示了这批线材的价格、数量和规格，确实是８１．２２２吨。取证越详细越好，陈队长又找到了当日替如皋沪闽公司运送线材至上海的船老大。“没错，这批８１．２２２吨内６．５ｍｍ线材是我们运送的。”船老大一口证实，“因为我们当时装船上货都有单据的。”

7吨线材现身全不费工夫
４月９日，陈队长返沪了，他为那还没有着落的７吨线材着急。这个不小的缺口，使检查工作搁浅了。“再把原来的线索细细过一遍。”下午，陈队长又和检查人员来到七宝钢材市场，召集市场主办者和市场内的所有经营户开会，动员大家再好好回忆一下近期还有谁到世天公司买过这批线材。看着大家都在摇头，检查人员有些泄气。
４月１０日晚，陈队长正为那７吨线材哪去了而苦思冥想之际，手机突然响了：“我前段时间向世天买了大约７吨的线材”。原来来电人正是七宝钢材市场里的一个经营户，由于他和世天是现金交易，所以银行账面上根本反映不出这笔买卖。几天前他刚巧外出，陈队长他们两番前往市场调查时，他都不在，刚才他一回到市场听说此事，便忙来电告知，如皋沪闽公司销售到上海的这批８１吨线材是通过把收购来的废钢，采用淘汰工艺加工成地条钢，再轧成６．５ｍｍ线材销售的，经如皋当地质检部门确定这批线材为劣质产品。“８１吨地条钢全部追回！”一场追击地条钢的战斗七昼夜后终于在上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老板缘何沦为“蛇头”
出国办厂做洋老板
居住在上海奉贤区的朱某祖祖辈辈都是栉风沐雨辛劳耕作的憨厚农民。高中毕业，朱某拜有手艺的长辈为师，学木匠、干漆匠、做裁缝，执意要凭手艺创事业。三十而立那年，他找到了立足之地，承包了家乡一家校办服装厂，专门加工外贸服装。
创业之初，步履艰难。为能长期揽到加工任务，朱凭着吃苦耐劳、勤奋钻研之劲，很快开辟了自己的业务渠道，每年能赚到近１０万元人民币。
正当他准备把生意做大，要着手搞合资企业时，一位不速之客最终改变了朱某的命运。
“老弟，现在办合资企业，实在是眼光太短浅。有实力为何不去国外发展呢？如果在罗马尼亚开一家衬衫厂，保你发洋财……”这位神秘人物姓葛名平，据说在罗马尼亚、希腊等国设有公司，结识了不少异国朋友，人称“外国通”。
“外国的月亮真比中国的圆吗？”朱心花怒放，眼前浮现的是一张张花花绿绿的外钞，他未加深思，便放弃了搞合资企业的打算，一心准备出国办厂，做洋老板。
不久，朱随“外国通”等人赴罗马尼亚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服装行情。在罗马尼亚一家最大的批发市场，他们发现衬衫市场十分活跃，一件衬衫的批发价至少可售２．５美元，折合人民币不低于２０元，而成本价仅为人民币８元。
“利润高，又很畅销。这样的生意在国内何处觅呢？可千万别错过好机会噢！”“外国通”不失时机地鼓励朱某。朱随即与“外国通”商议开厂的具体事宜，最后达成协议，由朱投资建厂，并负责生产技术管理，“外国通”负责进料销售。

好景不长，企业关闭
次年３月，朱将国内服装加工设备全部变卖，又拿上多年的积蓄，在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飞洋越海，抵达罗马尼亚。
那儿，“外国通”已租下７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厂房，月租为２０００多美元，并为朱购置了５万多美元的机器设备。经过一番装修后，９月份工厂正式投入生产。最初三个月，衬衫销路很旺，朱庆幸自己大胆跨出国门，找到了一条财路。
然而，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外国通”告急，衬衫市场急转直下，价格急剧下跌，每件衬衫由原来２．５美元降至１．８美元，还是无人问津。
原来，许多国外人都看好罗马尼亚的衬衫市场，纷纷来罗马尼亚投资，相继有３０多家衬衫厂在附近建成投产，大量的衬衫涌入批发市场，造成货源供远大于求。眼见销路积滞，衬衫堆压，资金无法周转，朱只得辞退部分职工，减少生产。工厂少了往日那份兴旺热闹景象，呈衰落趋势。到了１９９８年６月，朱再也无力支撑，只得关闭工厂。

“外国通”原来是蛇头
就此打道回国，朱不甘心，他想东山再起。但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何处是出路呢？
在这最难熬的日子里，朱认识了一个工作无着落的北京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相处很投缘。
有一天晚上，喝了酒的北京人很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朱某：“你们知道吗？葛老兄这家伙为何常去希腊？他现在在做‘人头’生意，生意可好呢！你们老家有人想出国的话，这种生意只赚不亏！”一番话说得朱某茅塞顿开，连日来的消沉、苦闷化为乌有。他暗暗算了算，如果按“北京人”所说的，每笔“人头”生意至少可赚５００美元的话，每次介绍十多人，一年搞两次，就可获１０多万元人民币，何乐而不为呢？
“这不是在搞偷渡吗？”朱某又担心起来，趁葛平回罗马尼亚之时便找到他，详细询问。“外国通”拍着胸脯告之：“你们放心，这生意很正宗。我以公司的名义发邀请书，按正规途径办出国手续，不是偷渡。”
朱兴奋不已，立即写信给妻子，让她物色家乡人。“只要有钱想出国，不管什么人都行，我只要能赚钱就可以……”朱在信中十分迫切地吩咐其妻。
然而，妻子却一直杳无音信。“外国通”见朱联系不到“人头”，就建议他到希腊合伙开服装厂门市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日，朱将工厂出借后跟着“外国通”来到希腊。

操办非法出国犯罪勾当
到了希腊后，因朱无钱办理居留证，属非法滞留。最终，朱被希腊警方驱逐出境。
三月里，正是春暖花开、春意盎然的好时光。飞机进入上海空域时，朱透过机舱望着脚下那一片片密密麻麻、隐隐约约的建筑物，一种异样的兴奋顿时涌上心头。“不能就此罢了！哪儿倒下，还得从哪儿爬起。”一番细想，他精神为之一振，一反登机前的萎靡、潦倒窘相。
当西装革履的朱手提拷克箱，派头十足地走出飞机场后，一辆“的士”将他直送家门，俨然是在国外发迹的阔老衣锦还乡了。“朱家儿子当了洋老板，发洋财了！”消息不胫而传，父老乡亲纷纷上门看望。一时间，朱成了家乡的重要人物，人们围着他不停地打听着。“外国挣钱真的很容易吗？”“嗨，在国外可以说遍地是黄金。随便摆个地摊，每月至少能赚１０００美元，那儿的日子可好了！”……朱眉飞色舞，把国外说得比天堂还美。
许多人经不住朱三言两语的诱惑，纷纷打起了出国挣钱的念头。
第一位心动的就是搞建筑工程的老板张杰。他与朱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这几年，搞承包赚了一些钱，朱去罗马尼亚开厂时，他曾借钱相助。
那天，他以老朋友的身份特意在饭店为朱接风。“兄弟，凭你的聪明能干，在希腊开家公司，每年至少能赚百万元……咱俩交情这么深，还能骗你？”朱信誓旦旦，张杰信以为真。几杯酒下肚，张杰已被朱左一声“兄弟”、右一声“朋友”花得晕头转向，心花怒放，他当即就拍板，“夫妻同去希腊共创天下！”
林嫂与朱是隔壁邻居，两家关系很好。早几年，朱夫妻二人忙于服装厂，无暇顾及幼小的儿子，热心肠的林嫂早送晚接，主动照料小孩。在朱出国的日子里，林嫂也经常关心帮助其妻儿。
林嫂最大的心病就是２０岁的儿子找不到工作，闲散在家。
“林嫂，让你儿子跟我去希腊打工，保赚大钱……”面对朱的热情盛邀，林嫂很是感激，以为朱是看在两家的情份上，给予的回报。于是，她想方设法向亲朋好友借钱，一心让儿子出国赚钱。
朱见时机已成熟，即与葛平取得联系，由他以公司的名义发出邀请书，朱负责联络对象，操办出国手续。

东窗事发被判刑
不久，朱确定了第一批对象张杰夫妇等人后，即将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联系地址等告诉葛平。随后，这些人员陆续收到了来自希腊某公司发出的邀请信，按朱事先所约定的，他们将邀请信和１万元人民币交给了朱，在他授意协助下，通过编造事实，弄虚作假，以访友、旅游为名，骗取了护照。然后，他们又分别拿出了４至６万元人民币和９０００元飞机票钱，连同护照一起交于朱，再由朱转交从希腊赶回的葛平，办理出国签证手续。
张杰夫妇等人满怀希望到了希腊，准备雄心勃勃欲大干一番。
然事与愿违。张杰想开家公司，未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开厂又不行，找葛平要一份工作，却被告之他只管出国到希腊，不管工作。
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张杰夫妇的心凉透了。
耗费了十多万元人民币，在希腊呆了四个月的张杰夫妇，一谈起出国那段经历，感慨万分。“金屋、银屋，还不如自家的草屋。国外再富，总是自己的国家好！”
朱尝到了第一次组织偷渡成功的喜悦后，着手办理第二批人员的出国手续。在最后办理签证时，久等不见回音，邻居好友几番催促。朱也十分着急，找葛平询问，说是签证手续还在办理中，耐心等待。其实，葛平也很着急，留在法国打工的其余四人没有按计划回国，葛平拿不到他们的护照，引起了旅游公司的怀疑，这批人员的出国自然被卡住。
等了几个月不见回音，许多人怕受骗上当，找朱要求退钱。可到手的钱怎肯退呢？拿不到钱，他们就缠住朱一起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通过详细了解，并根据朱的交代，证实朱、葛的行为已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即立案侦查。葛平则闻讯赶在警方行动前潜逃。
日前，奉贤人民法院认为检察院对被告人朱某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的指控成立，依法判处朱有期徒刑３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３万元。
纵观本案的全过程，被告人朱某与潜逃的葛平，有预谋、有准备地串通在一起，里外勾结，打着“访友”、“旅游”的幌子，从事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之勾当，其犯罪活动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还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对外形象。
据了解，私自出国打工的，大多是采取这种方式偷渡。奉贤司法机关在受理上述首例偷渡案件后，又破获了两起以旅游名义组织他人偷渡的案件。借出国旅游，组织他人偷渡这一新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有关部门在办理旅游出国手续时，应严格把关，严密审查，严防不法分子乘隙而入。

“足球明星”地堕落
淮海路上“海风”迪斯科舞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和舞池内疯狂地摇头晃脑的青年男女一起渲泻着单调的情感。曾经被一些媒体渲染为中国的“马拉多纳”的年轻的足球运动员阿德接过朋友递过来的粉红色的摇头丸，把它送进了嘴里，不久，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从体内冉冉升起。就在他冲进舞池发泄心中的躁热时，舞厅被警方包围了，“马拉多纳”被带上了警车。警车鸣着警报声呼啸而去，他回首望着舞厅豪华的大门，一丝淡淡的悲哀掠过心头。

他从小迷恋足球，小学毕业时拿到了“足球冠军”的称号
１９８４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年幼的“马拉多纳”由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来到足球俱乐部。下车伊始，好动的他睁大好奇的眼睛，望着正在练球的一群小运动员，兴奋地跃跃欲试，小脚在绿茵场上交替地跳跃着。终于，他瞅准机会，趁一只足球急速滚到他面前时，凌空一脚，球竟然进了球门。
就是这一脚，使他与足球结了缘，进了苗苗足球俱乐部。捧着那黑白相间的足球，他望着慈爱的父亲，咧开小嘴轻轻地笑了。“阿德，好好踢球，拿个冠军！”“马拉多纳”的真名叫吴明德，他的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非常严厉，脾气倔强且暴躁。在父亲的心目中，儿子是他的希望，但他又没什么好的方法，所以，责备和动手成了他教育儿子的主要内容和手段。
１９８６年，阿德该上小学了，由于他的足球天赋，他进了浦东的足球学校－－－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学习、体育相结合的特色学校。
在父母和老师的严格管教下，小阿德无论是学习还是练球，不敢稍有松懈。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终于，在小学毕业时，他获得了上海“一对一”足球个人比赛冠军。
那天骄阳似火空气中弥漫着燥热的气氛，阿德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比赛现场，热浪使他感到酷暑的肆虐，但他争当冠军的念头战胜了一切。终于轮到他上场了，他骁战众雄，在绿茵场上一路“杀”将过来，似在塞外的草原上，金戈铁马鏖战急。小小的足球在他脚下如同有磁力般紧紧相随。一番苦战，他拿到了冠军的称号。当他从市体委领导的手中接过代表荣誉和体现他拼搏精神的奖状时，他流泪了。而慈祥的母亲望着长得结结实实的儿子和他取得的成绩，也悄悄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经过努力，阿德成为甲B队员，他被誉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广西梧州体育训练基地，作为上海甲Ｂ队的一员，阿德来到训练基地。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成败与否在于自己的努力。所以，为争得队中的一席之地，他刻苦训练，虚心学习。苍天不负苦心人，阿德成为队里的主力后卫，这是个攻防转换比较重要的位置，在几次联赛中，他攻防到位，发挥出色，连着进了好几个球，成为球队的头号“杀手”。报纸、电台的记者接踵而来，媒体称他为中国的“马拉多纳”，鲜花和掌声簇拥着他，在他的前面，一条铺满红地毯的路正等待着他的漫步。
２０００年，阿德被推荐进入了成年队，在新的考验和挑战面前，他的球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就在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刻，老天与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脚伤复发了，而且，其严重程度与以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倔强的阿德落下了伤心而又痛苦的泪水。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之下，伤势得到了基本控制。然而，这段时间的失落感使他十分消沉，忧郁寡欢。但老师和教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的提醒使他振作起来，１７岁的阿德又象“马拉多纳”那样驰骋绿茵场。经过考核，他重新进入了成年队，成为一位甲Ｂ队员，随后南征北战华夏大地。同时，他随队出访过许多国家，近距离地领教了足球巨星们的风采。所以，实战之下，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这时，他把目光锁定了“甲Ａ”。

就在他春风得意时，一念之差，他成了“阶下囚”
成绩和荣誉使阿德飘飘然了。也许是遗传的因素，倔强与暴躁的脾气使他像干柴，一点就着。结果，他因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和在舞厅吸毒，使自己远离了绿茵场，被送进了劳教所，仰望星空而愁怅不已。
这是２００１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结束训练后的阿德回到家里，晚饭后与父母一起聊天、看电视。大约１０时后，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今天我生日，一起去舞厅唱歌。”此时，马路上已是行人稀少，但舞厅内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打扮入时的少男少女兴奋地表现着年青人特有的青春躁动，等轮到阿德他们进包房唱歌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了。依然精力充沛的阿德拿起话筒，点了一首任贤齐的《兄弟》，一曲刚了，掌声四起，朋友们为他淳厚的男中音所折服，而飘忽中的阿德也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满足。就在这时，他身上的手机响了：“阿德，到黑牡丹酒吧来一下。”陶醉中的阿德也未问对方是什么事，出得舞厅“打的”来到“黑牡丹”。原来，这位朋友与人发生争执时被对方用刀砍中右手，造成重伤，他们没去警署报案，只想纠集一批人去讨个说法。于是，一行人趁着酒兴来到对方常去的酒吧寻找对方，果然那人还在酒吧内与人聊天。见阿德他们来势汹汹，对方话未说两句，抽刀便砍，要不是躲闪得快，那位被砍伤的朋友又将挨一刀。此情此景，令刚唱完《兄弟》的阿德热血沸腾，他拿出球场上“闪、展、腾、跳”的本事，冲上去狠狠地教训了对方。报复是爽快的，那人落荒而逃。阿德一行凯旋归来，他成了“英雄”。
几天后，朋友们为感谢他的“仗义”，邀请他再度光临舞厅潇洒唱一回、跳一回。进得光怪陆离的舞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摇摇曳曳的灯光构成一幅虚幻缥缈、恍惚不定的都市夜景。“阿德，来一粒！”朋友从袋里摸出粉红色的摇头丸递给阿德，“这摇头丸上次吃过后十分难受。”阿德说今天不想吃了，但经不住朋友的劝说和舞厅气氛的诱惑，他还是拿起摇头丸，送入口中。此时舞厅内已是一片疯狂，少男少女们睁着漂亮而又缺乏神采的眼睛，望着你，望着他，望着头顶上激光灯打出的五彩缤纷的光束，疯狂地扭动着青春胴体，晃动着满是汗珠的脑袋，和着节奏强烈的迪斯科音乐，享受着虚幻的感觉。
不一会，昏昏沉沉的感觉从阿德的丹田中升起，伴随而来的是头重脚轻的反应，他不由自主地下入舞池，轻飘飘的享受着摇头丸带来的幻觉。就在他进入“神仙”般境界的时候，警察们光临了舞厅。
一个曾经有辉煌前程的甲Ｂ队员因吸毒、打架斗殴而被劳教２年。“飞流直下三千尺”，巨大的反差使他的父母悲伤欲绝，也使他意志消沉，悔恨的泪水像潮水般涌来。夜晚，他在监室内凝望铁窗外的一小片天空，真想大喊一声：“妈妈，我好悔啊！球队啊！队长，你们还会要我吗？”
１８岁正是“峥嵘岁月稠”的发展阶段，多少心血多少汗，如今被摇头丸击破了理想，他一脚把自己“踢”进了戒毒劳教所，他痛苦地想着：我出去以后怎么办？
就在他悲观消极痛苦之时，警官们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手，他们以自己崇高的人格魅力告诉阿德：劳教所不相信眼泪，改造没有捷径可走，要想成为“马拉多纳”，新生之路就在你的脚下。振奋精神，勇于和昨天的旧我决裂，才是唯一出路。
（文中阿德系化名）

“黑名单”制度应当稳步推行
所谓“黑名单”制度，是指对故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确有不良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其信用记录，以便于可能与其发生交往者审慎决策的诚信机制。“黑名单”是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用自己的行动写就的信用档案，是对不良行为的公开鞭挞，是引导公众建立诚信意识的推进剂。只要“黑名单”制度构架严密，运行规范透明，由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稳步推进，在我国普遍建立“黑名单”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交易系统，其运转的公平、有序、高效，从表面上看是契约（合同）在起规范作用；但就深层次的动力而言，是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内心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确认与遵循。如果谁都想在市场经济中插一只脚，却又根本不把诚实信用原则放在心上，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便勉强支撑起来，运转也必然是病态的。当然，个别不守信用的自然人、法人总是会有的，但是，如果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都视诚信为“傻冒”，把坑蒙拐骗作为生财之道，那就难免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目前，我国各级法院都忙得不可开交，造成这种情况，除了体制、机制、人员素质上的问题之外，全民的诚信意识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一千年认账，一万年不还”为例，对这种近似于耍无赖的花招，只要法院拿不到隐匿、转移财产的真凭实据，几乎没有惩治的办法，而为此法院却无谓地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既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也是最起码的道德准则，诚信意识要靠日积月累的灌输、时时处处的制约才能形成。我们既要承认诚信意识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又绝不能怯生生地不敢向失信行为开战。我国目前最缺乏的是使不守信用者吃亏受阻的氛围和机制，而“黑名单”制度正好具有让患病者“吃药”、给无恙者提醒的功能，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有人担心“黑名单”可能成为打击报复、陷害无辜的工具，我看是不必要的。第一，任何先进的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被别有用心者歪曲使用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正确的态度是加以完善，而不是因噎废食。第二，“黑名单”制度已经在国外广泛采用，无论是制度框架还是具体内容都已经高度成熟。根据我国的国情先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可以说是稳妥的。第三，根据我国的实际，可以严格限制公布不良记录的内容，即以约定明确、责任明确、数据明确作为公布不良记寻的标准（如逾期不缴还贷款及水、电、煤费用等），凡是具有主观评价性质的内容一律不列入公布范围。第四，可以建立不良记录发布责任制，以提高信息提供者的责任心，促使其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失真和失误，一旦出现信息误差，由过错方公开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腐败：事故的根源
去年１１月的９天时间之内，山西连续发生５起小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１０５人。为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发出通报，指出这５起特大事故都是重大责任事故。《工人日报》记者总结了这些事故频发的缘由是：见利忘义，要钱不要命；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薄弱；安全监管不到位；安全生产法制不健全；安全生产意识存在偏误。这“六大”事故根源的“理由”我举双手赞成，但是窃以为，事故的最大根源缘于腐败。
在广西南丹，漂亮的女人们都有一句口头禅：“出门要打遮阳伞，嫁人要嫁矿老板。”“黑不溜秋”的矿老板之所以受到美女们的青睐，问题在于一个钱字。这些“矿老板”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当官的“保护伞”撑着，他们拿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金钱，结果有钱的矿老板和有权的官员演绎出令人发指的腐败现象：南丹特大透水事故长期隐瞒不报，致使矿区８０名死难民工冤魂不散，就是因为事涉南丹县主要领导，“矿老板”黎东明用２０多辆豪华小车和９００万元的“孝敬费”将当地的官儿们“摆平”了；山西接连爆炸的小煤矿，在官方的关井“户口本”上都是被“注销”而又重新开挖的，就是因为当地不少官员都入有“权力股”，所以形成了一个个“互惠互利”、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煤矿爆炸事故如此，其它各种事故莫不如是。某地交通事故频发，主要原因是超载，然这超载的背后，却是交警部门“小金库”的主要来源，从而就形成了“超载罚款事故频频发生的”恶性循环。某地政府官员们为了显示“政绩”，一个劲地虚报产值，但又无“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就大力发展鞭炮生产，管它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反正交钱就行。在这种“糊里糊涂”的“政绩”利益驱动下，也就“轰轰隆隆”爆炸声不断了。
人们常常把事故频发的原因归咎于“领导无安全意识”，实际上是“错”怪了一些官员。我想，腐败才是事故的“助推器”，一个地方腐败越严重，那里就会事故不断，而事故不断的地方，也就“前腐后继”，这是“相辅相成”的必然规律。难怪有一建筑承包方的老板大言不惭地说：“既要我们保证质量，又要我们保证领导‘满意’是不可能的。‘层层剥皮抽筋’，我们得了小头，也就不可能保证质量，两者只能取其一。”
看来防事故首先要反腐败，抑制腐败，才能抑制事故。“引咎辞职”、“撤职”、“调离”、“官降一降”等等“责任追究”，虽然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从根本上抑制腐败，就应依法追究。彻底查清每一起重大事故的背后“账目”，看看这些事故的根源，究竟有没有与官儿们个人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挂上钩。一旦有染，就应根据责任大小依法追究，该坐牢的坐牢，该“吃枪子”的吃枪子。否则腐败一旦与事故“联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事故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诚信，企业的立身之本
——记上海联合服饰包装厂厂长陈国祥
提起厂长陈国祥，浦东新区曹路镇一位镇长逢人便说：“陈厂长是伲曹路镇的骄傲，他所经营的服饰包袋厂是行业中的‘大老倌’。”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陈国祥与服装的“服装”——包袋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９２年秋，刚从农田劳动回来的陈国祥，巧遇一位远房亲戚，说是日本一家西服厂急需５万只包袋。１０多台老式缝纫机，２０多位职工，近１００平方米的厂房，联合服饰包袋厂就上马了。
从此，联合服饰包袋厂以每年１００％的增长率，雄居国内同行业第一。２００１年，产值达到３０００多万元，上缴税收近１００万元。企业成长的秘诀何在？诚信，涵盖了企业文化的精华。

诚信，是给客户最佳的产品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底，厂部收到美国一家西服厂的传真件，急需２０万套包袋。当时，正值年关，不少外来职工准备回家过年。陈国祥接过订单，果断地说：“快给美国老板回电，我们按时完成。”短短一个月，陈厂长几乎没睡过安稳觉，日夜和职工一起奋战，终于按时交货。一位美国代理商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高质量的产品，竖起大拇指连声说：“ＯＫ！”
诚信，是联合服饰包袋厂的立身之本、发展之源。不久前，英国一家服装厂需要一批包袋，要求极为苛刻：尺寸偏差小于０．５毫米，厚度偏差小于０．０１毫米，重量偏差小于３克。这样的标准，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要求。
客户的要求，就是企业的目标。陈国祥制定了详细的攻关计划，聘请专家，购置设备，培训员工。当英国商人看到第一批产品时，无不兴奋地赞叹：“真想不到，一个农民企业家，能如此精确地按照产品设计要求，高质量地完成产品的制作。”从此，这家英国著名的服装厂成了联合服饰包袋厂的固定客户。
陈厂长说，我们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就是诚信。诚信，是给客户最好的产品。目前，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联合服饰包袋厂的产品已远销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

诚信，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一个小小的包袋，也能做出大文章。陈国祥厂长说：“我国的包装事业太落后了，往往是一流的产品，三流的包装，企业的发展、产品的竞争自然要受到限制。”
几年来，联合服饰包袋厂走上了一条边组织生产，边进行科研的良性发展机制。对客户讲究诚信，必须要依靠科技。该厂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发明了将多种不同物理性能、不同熔点的材料进行高频热合连接的特殊工艺，使产品款式不断更新，质量不断提高，在同行业中，该项工艺处于领先水平。目前，该厂研制开发的多用成衣袋、开启式挂衣袋、便携式可折叠服饰柜等五项成果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证书。１９９６年以来，该厂已连续被列为上海市科技产业化星火计划项目，并五次在市科技评比中获奖。该厂“泰鸥牌系列服饰包袋”项目荣获第十届全国“星火杯”创造发明竞赛优秀产品金奖。陈国祥本人荣获上海市“实施发明成果优秀企业家”殊荣。
科技是联合服饰包袋厂发展的“催化剂”。该厂目前拥有一批包装设计、非金属材料热处理专家。一遇到技术难题，这些专家就进行“会诊”，几年来，已先后解决科技难题１０多项。企业还筹集了科研专项经费，建立了科研有功人员奖励制度。

诚信，是职工凝聚力的体现
对客户讲究诚信，对产品讲究诚信，同样，对普通员工也同样讲究诚信。联合服饰包袋厂开办以来，从来没有拖欠员工一分工资，也从来没有发生一起劳资纠纷。
陈厂长说：“员工是企业的主人，联合厂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是广大员工辛勤工作的结果，我们理应处处为员工着想。企业给员工一份情，职工就会对企业贡献一份热。”
是的，一排排明亮的宿舍、宽敞的食堂，是职工理想的生活场所；多功能的娱乐厅、设施齐全的体育室，是职工理想的活动场所。全厂近３００名员工，大都来自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他们在厂里，如同在家一样，处处感到温馨。
短短几年，上海联合服饰包袋厂就是靠诚信二字，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陈国祥，一个农民企业家，正以自己的经营理念走向国际经济舞台。

破译墨迹“密码”的女神探
这是重庆电视台正在拍摄的《警界女神探》的一个镜头：
一位记者突然造访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文检室，不动声色地拿出１０天前悄悄让３位同事用左右手握笔书写的１６张不同字体的字条，请一位４０多岁的中年女警官鉴定字条是多少人写的，每人写了几张，书写时间是何时。女警官沉着冷静，动作麻利，先将字条化学处理，然后在一台像显微镜（热分析仪）一样的仪器上检验。很快，这位女警官就鉴别出１６张字条出自３个人之手，其中一人写了６张，一人写了４张，另一人写了６张，书写时间都在１０天前一个下午。
鉴定结果与记者“暗箱操作”的情况完全吻合！
片中的夏老师便是誉满全国的“辨假神探”、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高级工程师夏莉琳。

破“密”成功，独特发明震惊警方
“夏工程师，这张支票有假，请帮我们鉴定一下书写时间吧！要不，我们单位将被不法分子骗走４０多万元！”
“夏警官，能不能鉴定一下这个假账本的书写时间？我们将以此为据，严惩一帮贪污上百万元的腐败分子。”
每次，当一些办案人员或企事业单位领导拿着假支票、假账本、假证件等，万分焦急地找上门来，请求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文检工程师夏莉琳鉴定时，夏警官都十分无奈地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那么，哪里可以鉴定笔迹书写时间呢？”来者不甘心。她摇摇头，不无遗憾地解释：“这是我国刑侦和司法鉴定领域的一项技术空白。因此，在咱们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鉴定！”
看到一张张来访者焦灼不安的脸，听到一件件惊心动魄的造假大案的恶劣案情，夏警官为自己无法破解“书写时间”的秘密而苦恼和不安！
“笔迹”鉴定已不成问题，可“书写时间”的鉴定却成了刑侦科研领域的“歌德巴赫猜想”，需要人去“攻破”、去“解密”……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敢啃“硬骨头”的夏莉琳向市公安局分管科技的领导立下了“军令状”。
要破解墨迹“密码”，得先掌握相关原理。手头没有一点相关资料，又不能用上班时间“攻关”的夏莉琳只好带着饼干、水壶，利用星期日去图书馆、科技馆、新华书店查找资料。
要破解墨迹“密码”，掌握各类墨水的化学特性、纸张的原料配方及生产环节是关键。夏莉琳便收集了国内４０多个不同品牌的蓝黑墨水炭素墨水的样品和化学成分，然后用收集到的全国８０多个纸张生产厂家的纸型样品进行书写实验，再分析其书写时间、温度、湿度、酸碱度、物理化学性质的动态参数等。
经过千万次反复研究、实验，１９９４年，影响书写时间的三大基本特征：人的写字力度、墨水的化学特性、纸张的酸碱度被夏莉琳掌握了。也就是说，书写时间跟这三项因素有关。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规律？她心里却一点谱儿也没有。
１９９４年６月，攻关最苦的阶段，她曾把自己反锁在实验室里，经常整天整夜地研究，好几次，同事们把她“请”出来时，她已疲惫憔悴不堪，脸、手敷满了墨迹，血红的双眼在拼命地眨巴着，昏头胀脑地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她一边苦苦探索，一边四处拜师求教。一次，刑警总队邀请专家对一起爆炸案进行检测分析时，一位专家提出爆炸与氧化有关的观点时，她突然灵光一闪，恍然大悟：既然爆炸与氧化有关，那么墨迹书写时间又怎么不是与氧化有关呢？
当天，她把一大摞不同年、月、日写下的墨迹纸张拿到坐落在重庆市南岸区的电子工业部２６研究所，向热分析专家请教，借用该所的一台热分析仪进行差示扫描量热分析，从原材料到字迹笔划一一地进行分析研究，由此判断可疑字迹形成的相对书写时间！１９９５年初，公安部得知夏工的研究项目，派专家进行了考察，觉得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迅速批准了她的研究项目的科研立项，并拨来经费。重庆市刑警总队也组织了以夏莉琳为组长的科研课题组，在她的带领下，科研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１９９６年５月，夏工终于完成了这项科研计划，准确地掌握了墨迹书写时间的鉴定方法，并将分辨的精确度提高到年、月、日。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书写的墨水字迹，她都能通过热差分析，掌握你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时书写的！精确度达１００％。
功夫不负有心人，５年的汗水和心血终于凝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她摘下了刑侦科研领域里的“皇冠明珠”！热差分析鉴定“书写时间”的问世，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世界发明，是公安刑侦鉴定史上的一项创举。
１９９７年８月，她的此项发明成果通过了重庆市科委的成果鉴定，参与鉴定的专家认为，其成果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随后，她的这项成果分别获得了重庆市、国家公安部的重大科技进步奖。重庆市公安局领导非常重视，迅速投资８０万元巨款开发应用这一发明成果，建立起了中国第一家“热差分析书写时间实验室”。作为全国笔迹书写时间鉴定专家，夏莉琳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头人”，开始了这个领域的权威鉴定工作……
令人惊奇的是，这项科技成果刚诞生就派上用场，为侦破一桩震惊全重庆市的诈骗大案起了关键作用。

破茧而出，把贪官拉下马
那是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４日，在北京工作的邓阳回到老家重庆北碚区，探望年过七旬、一生孤寡、已被政府安置在某矿务局敬老院颐养天年的伯父。谁知，他进敬老院寻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伯父。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伯父已去世三年了，敬老院早已将其安葬。邓阳一听，热泪长流，悲伤不已。他很恼火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埋怨他们在自己伯父去世时，也不通知他这唯一的亲侄儿回来戴孝奔丧。
工作人员有些蹊跷了，便与他争执起来：“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是按规定从敬老院领走了１５００元丧葬费吗？院里还保留了你亲自写的领条啊！”邓阳听了，更是糊涂和气愤，声称自己根本没回过重庆，哪里还会领走１５００元丧葬费呢！
当天，他就把这一蹊跷事情报告了北碚区公安分局。几天后，分局刑警队将保存在敬老院会计室一张落款为“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３０日，邓阳领取１５００元现金”的领条和邓阳本人新写的字条及全院干部职工的字条样本，送到了夏莉琳警官主持的鉴定中心。夏莉琳立即对１５００元领取条的字迹的书写时间和邓阳本人及全院人员写的字条进行鉴定。伪造的字体在她的热差分析仪下，很快就显现了原形：那１５００元的领条根本不是邓阳所写，而领条字迹倒与敬老院党支部书记汤红伟写的字迹完全吻合！
拿到鉴定结果，办案人员惊呆了：难道真是这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作的案？要知道，这位全矿务局的“红人”可是局里、区里乃至市里的先进典型呀！
为慎重起见，检查人员又到敬老院会计室提取了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的３０份丧葬费领取条和给孤寡老人购物的发票送给夏莉琳警官鉴定。这一次鉴定，更令办案人员震惊：这些领条中有８０％是汤红伟的笔迹，而且书写时间集中在１９９５年年底的３个月中！
北碚区警方不敢怠慢，立即进行缜密侦查，侦查结果与夏莉琳鉴定的结果出现了惊人的一致：这位书记果然在１９９５年１０、１１、１２三个月中，以自己身份作掩护，冒名骗领他人丧葬费及虚报假账，贪污公款高达１０万多元！其行为令人发指。
后来，这个披着美丽光环的大贪污犯被推上了庄严的审判台。在举证时，他知道是夏警官以科学的鉴定结论终结了其犯罪行为，不禁哀叹：“还是她的‘火眼金睛’厉害，让我再也伪装不下去了。我罪孽深重，我服罪服法！”
夏莉琳的这项科技发明，给公安刑侦工作插上了翱翔天空的翅膀，使狡猾的犯罪分子无法伪装。就在出成果的当年，夏莉琳就利用这项发明，准确地为全市及外省分析检测了６０多起涉及假账、假票据的经济大案，把一个个罪犯送上了审判台。

辩“印”有方，疑难大案屡屡攻破
２００１年春节前，一份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推荐来的紧急鉴定材料摆在了她的案头。这是一桩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已引起文化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特别关注的悬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２００１年初，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某银行向法院起诉：要求文化部下属的某艺术开发公司赔偿９００万元贷款和近１００万元利息。因为该公司在１９９１年的２月７日、３月２５日、５月２１日共出具３张担保协议，为某物质公司向该银行借贷９００万元巨款。１０年贷款期限过去了，某物质公司不仅未向银行还一分钱，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近１０００万元的国家资金呀！怎能白白让人骗走！某银行找不着债主，便找上了担保单位。但是，某艺术开发公司根本没有为谁担保啊？怎能甘心莫名其妙地赔偿这笔巨款呢？于是，双方请了大律师，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诉讼中，双方争执的焦点是：这３张贷款担保协议到底是真还是假！
为了弄清这三张协议书的真假，必须先弄清所盖“文化部某文艺开发公司”的公章的真假及时间。为此，这家艺术开发公司派专人持协议书四处去鉴定，然而文检专家们普遍认为公章已盖了１０年了，根本无法鉴定其盖印的具体时间。
按法律规定，弄不清公章的盖印时间，就弄不清协议的真假，某艺术公司就要败诉，就要赔偿某银行１０００万元！为此，该公司领导和文化部领导非常着急。
当时，公安部物证中心一位领导知道重庆市公安局的夏莉琳工程师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书写时间鉴定的专家，或许她对鉴章盖印时间鉴定也会有办法。于是便建议，把那３份担保协议送给夏工程师鉴定，也许她有办法揭开这桩震惊京城的大疑案的真相。
接到这项重大鉴定任务后，夏莉琳没有退缩。尽管鉴定印章盖印时间对她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但头脑敏锐的她感到：这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急需攻破的科技新领域，是值得自己再次去“解密”的！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犯罪分子的各类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不仅有用墨迹书写方式搞假合同、假账目、假票据的诈骗形式，更是大量存在利用现成办公设施——计算机及打印机、复印机进行打印、复印合同书、票据并盖上假印章等进行经济诈骗的形式。因此，突破盖章时间的鉴定，就能抓住更多罪犯的“狐狸尾巴”！
决心定了，可公安部给的“攻关”（鉴定）的时间总共只有７天，夏工程师又一次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先用热差分析仪分析从市局印章中心取来的三麻袋５０００枚各类旧的、假的、形状不一的公章。
通过热差分析其物理化学参数值，然后对不同时间盖的印迹与纸张的氧化还原反应加以鉴定，通过比对值的计算，她在煎熬了五天五夜、累得几乎虚脱时，终于找出了鉴章印迹的盖印时间与氧化值的对应参数！准确率高达１００％，又一次填补了国内文检技术的空白。
她兴奋地利用自己发明的鉴定方法，仔细鉴定了某文化艺术公司拿来的这三份担保协议，得出了非常权威的结论：协议书上所盖公章是真实的，但盖印时间全部是１９９１年３月下旬完成的，根本不是协议书上落款的１９９１年２月７日，３月２５日和５月２１日这三个时间！这份担保协议书有假！
她的权威鉴定送达京城，立即引起了轰动，公安部的文检专家看了鉴定程序及结果，高度评价她的鉴定方法科学、准确，结论很有权威性。某艺术公司将夏莉琳的鉴定结果作为重要物证拿上了法庭，得到了法官的采纳，并扭转了案件的性质。同时，该公司把这个鉴定作为重要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立即在公司内部中进行了缜密检查，终于揪出了犯罪嫌疑人员赵某。事后，据这名嫌疑人交代：他偷偷盗用单位名义“炮制”了这３份担保书，并偷盖了单位的公章。
赵某的行为与公司无关！法院作出了某艺术公司不予赔偿的判决。夏莉琳为这家公司洗清了背着的“黑锅”。当时，该艺术公司上上下下非常感激这位能干的鉴定专家，公司委派办公室主任专程从北京赶来重庆致谢。
“努力破案，为老百姓多做好事”。为了社会的安宁，为了人民的幸福，她在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一位优秀的女刑警的信念和追求！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
１９９３年６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这次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已被世界上许多人视为现代人类为加强人权保障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文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强调了人权具有普遍性，也肯定了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关于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基本含义，笔者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步云先生的观点，即“人，作为人，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财产、教育等状况如何，都应当享有他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一个国家里，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人人都毫无例外地应当享有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思想自由权、人格尊严权、最低生活保障权等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人权，这是人权普遍性的突出表现。”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概念及其外延的理解：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人权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而且包括集体人权。享受人权的主体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白皮书的宣示是符合国际人权保障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的。
１９６６年联合国第２１届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政府已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先后签署这两个人权公约，并在积极地为正式批准它们做准备。这些国际性法律文件，标志着人类司法应当进入一种文明状态。它们作为最低限度地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国际标准，以及其中所确立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等刑事司法基本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广。这深刻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司法领域中人权保障的特别关注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
对于这些体现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国际刑事司法最低准则，我们应持更积极的态度，在实务中实事求是地予以吸收和渗透。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建设发展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人权保障，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逐步向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靠拢。这可从１９９４年制定的国家赔偿法、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１９９７年刑法的修订中显示出来。同时也应当承认，我们的刑事司法领域在人权保障方面目前还确实存在一些差距，许多地方尚待进一步努力。
根据各国法律和实践，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将条约的规定转变为国内法；二是无须转变而将条约纳入国内法。前者是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间接适用，而后者是直接适用。从中国的法律和实践来看，我国采取的是直接适用方式，亦即按照“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和“信守国际公约”原则，我国对已加入的部分国际公约应当遵守并切实履行。但对此，我国宪法并未作明文规定。如果将这种关系载入我国宪法，这不仅对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的有效实施，而且对于上述两个已签署的《公约》，还须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后在中国的有效实施，以顺应和推进刑事司法领域中对人权保障的国际化趋势，都将是有利的。
（本文作者系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教授）

裸体画案庭审实录
一张人体写生画，不仅中断了一对情人长达五年的恋情，而且使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精神失常。日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罕见的肖像侵权案。

惊变
浙江诸暨，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生长在西施故里，２６岁的婷婷果然是得天独厚，出落得风姿绰约，娉婷可人。
一大早，婷婷破天荒地与母亲一起去了菜市场，鸡鸭鱼肉买了两大篮。做母亲的自然知道女儿今天的心思，“毛脚女婿”出差上海１０多天了，说是今天中午赶回来吃午饭，女儿与他相恋都有五年了，可从来没有分别过这么长时间。
时针过了１２点，一桌鲜亮丰盛的菜肴早已准备停当，可该来的就是没来，“会不会是差事没办完？”“会不会是车子误了点？”婷婷的心里忐忑不安，终于按捺不住地拨通了男友的手机。电话通了，电话那头，男友的语调变得异常冷漠：“今天我不来了，以后我也不会来了。我们分手吧，你也不用找我了。”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了下来，婷婷如坠雾中，刚想问个究竟，谁知对方就此关了机。
男友是在一家电脑公司担纲软件编程的，公司经理和婷婷很熟，她与男友之间还是这位经理牵线做的“月老”。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毕竟有五年了，感情早已非同一般。这次男友出差前，两人依依惜别时还具体商量过结婚的事，婷婷要男友趁着出差上海之便，留心采办一些结婚用品。谁知变故陡起，男友一反常态，冷言相加。电话里虽只寥寥数语，但在婷婷听来，却是字字刺耳，句句穿心。百思不得其解，也只好找那位充当两人“月老”的经理去问个子丑寅卯了。

祸因
原来，婷婷的男友这次出差上海，在一个书报亭无意中看到一本画册，里面的一幅裸女人写生画突然闯入了他的眼帘，因为画中的少女宛然就是婷婷的模样。“怎么婷婷光着身子跑到这画册上来了？”半信半疑的他为此特意花３０多元买了一本。为弄个明白，根据画册上的署名，他专程找了这幅画的作者——上海画家吴某，证实画中的少女确实是当年在浙江一所美术专科学校做模特儿的婷婷。这个消息在他听来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自己的女朋友竟在其他男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震怒之余，决定从此与婷婷一刀两断，彻底分手。
听了经理转来的话语，几天来一直在心里责怪男友薄情、粗鲁的婷婷这才恍然大悟，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现在轮到婷婷自责、惊愕和迷茫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婷婷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全搅和到了一块，嘴里嘀咕着。“都什么年代了，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小家子的偏见，世俗相的眼光，难道这能成为翻脸不认人的理由吗！”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婷婷想到了两年前的那段往事，嘴里继续嘀咕着。“不是说好的吗，画画的就这几个研究生，一不外传，二不复制，三不出版，现在倒好，出了画册，成了公众人物。男朋友吹了，没准今后还会节外生枝！”
看着女儿整天不出家门，不去上班，做父母的原来只知道女儿心情不好，只是稍加安慰。可几个月过去了，父母发现女儿一直像祥林嫂似地自言自语，郁郁寡欢，神情呆滞，不思茶饭，身形日渐消瘦。几次陪着女儿去医院就诊，可外科医生说她没病，内科医生说是几项主要的检验指标都很正常。然而婷婷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常常是喜怒无常，语无伦次。父母找了有关专家咨询，又找了过去的“毛脚女婿”了解情况，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知道了婷婷病情的症结，并且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婷婷疯了！

起诉
婷婷的父母震怒了，婷婷的亲朋好友震怒了，所有了解婷婷的人都震怒了。杭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知道婷婷的遭遇后伸出了援助之手，为婷婷提供法律服务，将一份民事诉状递进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诉状将浙江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沈阳的一家“美术出版社”和上海画家吴某列为共同被告。在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声称：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６日，原告经人介绍应聘于该“美术专科学校”，担任该校“特邀人体模特儿”，学校方面承诺：受聘者应配合研究生班教学，每周来校工作１２教时，每教时报酬３０元。事后原告得知，所谓的配合教学，其实就是摆个姿势让学员当场作画。由于其中一部分课时需赤身裸体供学员们写生，原告当时就表示难以苟同。后学校方面及研究生导师、画家吴某一再劝说，展示人体的艺术美对双方来说是一种艺术创作，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还约法三章，第一，不向学员提供模特儿的除课堂写生以外的任何资料；第二，不对外作任何形式的宣传；第三，不以此参加任何商业性的活动。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原告的裸体写生肖像便意外地出现在《当代知名画家写生集》的画册中，原告从此遭受了难以言状的精神伤害，原告的恋人因此中断了与原告长达五年的恋爱关系，原告本人由于受不了刺激，长期失眠，神志错乱，不能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原告监护人认为，被告“美术专科学校”、“美术出版社”和画家吴某未经原告同意，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将原告的裸体写生肖像用于商品化的画册中，三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据此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３０万元，精神损失２０万元。
诉讼甫起，本案的三被告即提出了管辖异议，三被告的理由是：原告户籍所在地在浙江诸暨，被告“美术专科学校”在杭州，被告“美术出版社”在沈阳，被告吴某在上海，原告诉称之侵权行为发生地与上海无关，上海的法院无权管辖。对三被告提出的这一异议，徐汇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其发生地上海是其中之一，被告吴某的户籍地和住所地均在上海，原告选择上海提起诉讼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据此裁定驳回了三被告提出的管辖异议。

争辩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徐汇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开庭审理了这起罕见的肖像侵权案。婷婷的母亲作为监护人陪同女儿一起赶到了上海，婷婷的代理律师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作为侵权的载体——画册《当代知名画家写生集》、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学员的证人笔录、婷婷的病史记录等。法庭辩论过程中，原、被告各方情绪激动、针锋相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１、三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２、原告所受伤害的因果关系；３、原告提出巨额索赔的依据。
被告“美术专科学校”在答辩中对原告婷婷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们坚持认为，学校方面与婷婷之间只存在短期聘用的事实而没有侵权的事实。原告作为受聘的模特儿参加教学，校方按约支付了相应的报酬，双方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且已完全履约，这有当初的招聘启事、聘用合同及领款单上原告的签字为证，被告没有任何违规、违法的情况。至于画家吴先生只是校方聘请的客席教授，学校对他的约束力也仅限于合同的相关约定。出版画册的事情，校方根本无从知晓，也无从干涉。
被告“美术出版社”则辩称，这本画册收录的作品达上百幅，作者有数十人，出版社只可能与作者打交道，不可能与作品中的人物接触。这是些纯艺术的作品，没有一目了然的标题，也没有具体的作品介绍，天知道画中人物姓什么名谁。出版社没有侵权的故意，不知者不为罪。再说在出版这本画册前已经预测销量有限，总共才印刷了２０００册，不要说盈利，就连成本也远远没有收回。原告如今主要是精神有病，这种病是一果一因，还是一果多因或者一果他因尚不可知。作为出版社，不可能对原告因失恋或者其他个人的因素遭受的心灵创伤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画家吴某在答辩时首先承认当时自己在做法上有某些不妥，在对原告的遭遇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表示同情，但始终否认他有侵权的故意。吴先生认为，第一，当初在招聘模特儿时，他与模特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书面约定，也没有涉及画稿的出版事宜。作为一名画家，出版自己的绘画作品是很正常的事，不会从法律上考虑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也根本没考虑赚钱盈利！其次，这本画册有这么多作者、这么多作品，原告所称的这幅侵权作品仅仅是一幅人体的侧背面肖像，而且在笔法上采用的是朦胧的表现技巧，人体写生毕竟是画画，而不是摄影作品，要不是原告方面对号入座，社会公众根本不会知道画中之人究竟是谁。在美术创作教学领域，模特儿人体写生司空见惯，从未发生过如同原告所说的侵权现象，唯独原告要把精神失常的账算到被告的头上，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三，要说原告的精神失常其实是有直接原因的，那就是失恋；或者说内因是根本，原告本身在情感的控制方面比较脆弱，失恋只不过是一个诱发因素。原告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出于人道主义，被告愿意做一些适当的经济补偿。
作为对三被告答辩的反应，原告席上的婷婷仍是一脸木讷，她的母亲倒是声泪俱下，几近于哭诉：“我女儿本来一直是活泼可爱、身心健康的，都是那张缺德的画，把她害成了这个样子！我女儿和‘毛脚女婿’长期以来一直感情很好，本想筹备结婚，都是那张缺德的画，使一对情人变成了陌生人！我女儿本来有好几家公司等着去应聘，都是那张缺德的画，害得她现在不能正常上班工作，今后的前途难以想象！那张缺德的画，不但害得我女儿好苦，而且还害得我们全家跟着一起苦！”
婷婷的代理律师也据理反驳：“肖像权作为一种人身权，权利人的权利最主要体现在他的意思表示和处分上。权利人的态度不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同。正如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模特儿那样，有的是向公众展示，有的是向特定的对象展示；有的愿意通过画像、照片、海报等各种载体取得经济利益，有的只想作为一种瞬间尽快地让人淡化忘却。该展示的，不展示是侵权；不该展示的，展示了也是侵权。本案中，我的当事人认为她的人体写生是属于她的隐私，不愿意向公众展示，有关证人证言都证明了原、被告间曾经为此约法三章。遗憾的是，三被告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对原告的肖像侵权。

判决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告的精神状况作了司法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目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官的调查证实，原、被告间曾经有过画像不对外披露的约定，画册中的人物确系原告。
法院认为，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本案三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的人体写生画刊印成画册出版发行，致使原告精神失常，造成严重的后果，三被告的行为均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其中被告吴某作为直接侵权人，应对侵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美术出版社”违反有关规定，未做必要的审核，对该侵权后果的产生也有过错，故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美术专科学校”在聘用教师和模特儿的过程中管理不善，未能防止该侵权行为和后果的发生，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据此，根据《民法通则》第４条、第５条、第１００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吴某赔偿原告１２万元；被告“美术出版社”赔偿原告２万元；被告“美术专科学校”赔偿原告１万元。
关于这个判决结果，本案审判长解释说，公民的肖像权受到侵害，侵权的直接后果一般就表现在精神方面，所以法律特别规定侵权人要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当看到，本案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此，法院在精神损失的赔偿方面判了１０万元，另外判的５万元是对原告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赔偿的具体数额，合议庭是充分考虑到被告的加害程度和原告的受害程度，充分考虑到原告所提供的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同时兼顾了国情和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警示
一张画竟将一位少女逼疯，事实上，整个事件都与“诚信”两字有关。千万别以为只有生意场上才需要讲“诚信”，其实社会生活中处处要重承诺、讲“诚信”。试想，如果当初没有约法三章，这位少女可能就不会答应去做人体模特儿；如果本案的被告恪守约定，这种侵权行为也不会发生。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诚信”是一项法律原则，又是一种社会公德，还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格：只有尊重他人，才是尊重自己。

“玩美女人”内衣广告风波
一则内衣广告，因一字之差，使消费者产生了理解上的歧义，商家和广告公司为此付出的是依据《广告法》被工商局罚款６０余万元的代价！
此案到底是因为海峡两岸对某些字词认知上的差距，还是广告违法内容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行政一审判决，原告思薇尔（南海）服装有限公司败诉。
历时一年，由“玩美女人”内衣广告引发的行政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玩美女人”之创意是否玩文字游戏？
思薇尔（南海）服装公司是一家专门制造、销售女性内衣的台资企业，其总公司设在台湾，１９９５年落户上海。
２０００年，“思薇尔”为宣传自己的产品，特地邀请港星陈小春小姐作为形象大使，推出了“思薇雅”二段式弹性胸罩。奇特的广告效应使“思薇雅”很快在台湾乃至东南亚掀起了一股“思薇雅”内衣旋风。
一向强调法国浪漫主义设计风格的思薇尔内衣，由于在设计上注重展现女人特有的性感魅力，而受到了众多女性的青睐。
２００１年，总公司思薇尔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为配合春夏季节的促销活动，再掀“思薇雅”内衣旋风，决定策划一个内衣广告。
广告的最初构思，是以２００１年春夏新品内衣的四种款式——“紫”、“蓝”、“橘”、“肤”代表四个不同的女性，再配以文字说明。
广告要有特色，特别是内衣广告，有着丰富经验的思薇尔公司，在文字上下了不少功夫。新闻发布会上，总公司行销经理兼广告策划何思融先生发表了演说词，他说：“当女性对自己有了自信，就有本钱玩弄美丽。一个拥有‘自信’的完美女人，自然舒适的内衣，可以充分地展现她肢体的魅力。如果一个女性的衣厨里拥有四款精致的内衣，就可尽情当个１００％的玩美女人！”
以“玩美女人”代替“完美女人”的构思应运而生。两者是谐音，易记好读。广告作品完成后，何先生颇为得意，这个广告图文并茂，组合得恰到好处。首先，图片重点凸现了现代女性的重度诱惑、柔美骄傲、狂放烈爱、轻抚柔情四种特质，层次感、立体感很强，模特的表演也超凡脱俗。其次，广告文字有相当的冲击力，既给人以一个完美女人的总体印象，又可借助于“完美”的谐音，让玩美的女人真正实现玩弄美丽的梦想。他还认为，“玩美女人”琅琅上口，有一种质的动感，主题鲜明，积极向上，抒发了女性对美丽的渴望和热烈的追求。消费者亦可通过“玩美女人”这个生动的广告，得到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和启示。广告在设计构思上和一般的广告不同，不落俗套，令人耳目一新，他相信“玩美女人”的旋风会由此而到来。
极具煽情色彩的广告创意，使人怦然心跳。“玩美女人春夏新品系列”２００１春夏新内“Ｅ”（认）闪亮登场。
不少人对何先生的广告创意表示赞同。有人认为，广告要反传统，要善于接受挑战，充分给人想象的空间，而媒体则是能够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的途径。
当然还有人提出，这个广告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或许消费者会有误解。但大家都认为，“玩美女人”的广告创意还是新颖的，符合内衣广告的众多特性。
２００１年３月，思薇尔公司以既定的营销计划，委托有关人员制作了“玩美女人”的灯箱广告胶片，同年４月，又委托上海华智地铁广告公司在地铁上海火车站站、黄陂南路站、徐家汇站、人民广场站发布了印有“玩美女人”字样的灯箱广告４块，发布期限为１至５个月不等。广告制作和发布费用为２０余万元。

一字之差，内衣广告引起轩然大波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３日，上海人民广场地铁１号线转２号线的长廊里，出现了一幅巨大的灯箱广告，四个身穿性感内衣的漂亮女性含笑而立，以各种优美的姿态频频展现时代女性的风韵和魅力，与美女紧紧相连的是赫然醒目、令人心跳的四个大字：“玩美女人”。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崭新的内衣广告牌刚刚挂出，就引来了匆匆过客的指责：“这个内衣广告太煽情！格调不高，应该取缔！”
“这个广告看了令人太不舒服了！这是对女性的亵渎！庸俗、暧昧！工商局应该管一管了！”
与此同时，地铁上海火车站站、黄陂南路站、徐家汇站都出现了同样的灯箱广告。
４月１８日，上海新闻晨报的一位女记者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她向记者诉说道：“我每天和女儿路过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几天我看到一幅女性内衣广告，有一种被亵渎感。我感到身为女性被玩弄了！女儿看了广告后对我说：‘妈妈，这个内衣广告很不健康！广告上怎么这样赤裸裸表示玩弄美女？’女儿的疑惑也提醒了当母亲的，如今粗俗的广告语通过荧屏、网络传遍千家万户，孩子们耳濡目染，难免会受到不良影响。如果任由这股媚俗之风蔓延，将会污染荧屏、污染人们的视觉，乃至污染社会文化环境，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少年儿童的成长非常不利！”
一个代表着读者心声的电话，牵动着记者的心，怀着职业的敏感，晨报记者于第二天特地赶到地铁车站，果然发现了那个“玩美女人”的内衣广告。该记者就此撰写了一篇标题为《这则内衣广告太过分》的评论文章，文章对广告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作了评述。
新闻报道刊登后，引起了上海市工商管理局的高度重视，黄浦区工商局接到上海市工商局的指令，对“玩美女人”进行立案调查。
上海华智地铁广告公司是广告发布者，得到消息后，即以最快速度撤销了地铁中的几个广告灯箱。至此，从广告发布到撤销一共只有５天。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日，黄浦区工商局办案人员分别向思薇尔公司、华智地铁广告公司有关人员调查取证，得到了两家单位所签订的“玩美女人”的地铁广告合同、广告照片样稿等证据。
２００１年８月，黄浦区工商局召开听证会，并在会上出示有关证据，认为思薇尔广告的内容违反了《广告法》中“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条款。“思薇尔”当即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玩美女人’是新文化的体现，反映的是新观念、新体验、美丽的女人应该在适当的场合和时机下，充分展露个人独有的气质魅力。所谓的‘玩美’是褒义词，对象是美丽，而不是美女。所以，‘玩美一女人’就应该值得提倡。”对于有关法律的模糊地带，思薇尔希望能有一个清楚的界线以及参考依据。
听证会后不久，思薇尔收到工商局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公开更正，并罚款２０２６１０元（相当于该广告制作和发布费用），同时对上海华智地铁广告公司处以罚款４０万元的处罚。
上海华智地铁广告公司感到处罚太过严厉，这个广告实际上只发布了５天，就自动撤下，工商局应该根据广告实际发布的时间来处罚，故提出了行政复议。
作为生产内衣的台商，全然不会为了一个汉字而冒那么大的风险，甚至赔了老本。“玩美女人”引火烧身，是突显了两岸文化上的差距？

误导广告受众，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
２００１年９月，原告思薇尔公司以黄浦区工商局认定事实含糊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起诉至黄浦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原处罚。
一场围绕“玩美女人”四个字引发的行政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另一个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针对“玩美女人”一词的含义展开了激烈辩论。
原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出现了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单一个“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追求、崇尚”的意思，应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原告还认为，“玩美”是动宾结构的修饰词，用于修饰女人，并不庸俗。如果硬要念为“玩—美女人”，很拗口，不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原告的说法赢得了一部分旁听者的认可。
而被告却认为，广告是面向社会的，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原告不能因为别人把“玩美女人”看作“玩弄美女”就认定这是别人庸俗化的理解，如果仅仅是“玩美女人”四个字，我们不会苛求，本身也只是一个词组的概念，说明不了问题。原告所以被处罚，是因为该广告是图片和文字的相关组合，由此而使人产生联想，得出“玩弄美女”的不良印象，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社会良好风尚格格不入，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
随着庭审的深入，原告继而向法庭提出，“被告对原告适用《广告法》予以处罚２０余万元缺乏依据，原告广告发布时间为５天，即使广告内容违法，也应该根据《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进行处罚，处罚标准应在１万元之内。”
被告认为，处罚是针对委托制作、发表且已经实际发布、造成的不良影响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的，发布时间的长短并非处罚所应该考虑的因素。《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只是指文字，而处罚还包括广告的图片，所以应该适用《广告法》。
原、被告的说法孰是孰非？双方都等待着法院的最终判决。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宣判。法院认为，广告的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形式，真实、合法地推销自己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广告主，理所当然的希望通过已发布的广告，让广告受众准确地理解自己的广告创意宣传，接受自己所推销的商品和服务，而不应曲折、隐晦地表示自己的广告创意，让广告受众对自己的宣传产生歧义，更不能误导广告受众，引发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后果。
原告思薇尔公司自行设计、委托制作发布的“玩美女人”地铁广告，由于广告词中的“玩”字的多义性及“玩美女人”词语搭配，且配以身穿内衣的女子照片，极易产生“玩美女”的不良印象，且客观上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社会良好风尚。对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依法进行查处。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决：维持上海市工商管理局黄浦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对一审处理表示不服，大叫冤枉。“明明是很好的广告创意，却被处以重罚。”总经理刘先生说，“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海峡两岸对某些字词认知上的差距，就被处以２０万元人民币罚款的处罚。而这一种认知上的差距既无法律上的界线又无所依据，令人难以信服。”
由此思薇尔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场因广告词而引发的行政官司，终于画上了句号。对于这个判决，原告对笔者表示，“玩美女人”广告在香港和台湾，包括国内的一些大中城市都因为广告效应而有较好的营销业绩。官司虽然败诉了，但他们对法院的判决表示尊重，也希望更多的商家引以为戒。
广告贵在创意，但创意中应不失健康和高雅，此案无疑颇有警示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披露规则”
“披露规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ｒｕｌｅ）”是普通法系民事诉讼和证据法创立的规则，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的诉讼中广泛使用。该规则要求，诉讼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应对方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的请求，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资料。根据规则，披露义务通常可以四种方式作出：１）口头问答；２）书面问答；３）查阅对方有关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资料；４）一方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在对方律师制作的有关事实的书面陈述上，签署确认。事实披露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的资料，都可作为以后庭审中的证据。

适用“披露”规则的目的
普通法系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向对方提供与案件有关资料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了在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前，使双方当事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尽量摒弃与本案无关或含糊不清的事实部分，界定争议的范围或明确案件的争议焦点，以便法官在审理时就有关的争议作出判决。根据规则的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甚至包括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资料。当事人违反规则时，法院应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裁定，强制有关当事人提供有关资料。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提供一般资料的裁定，另一种是提供特定资料的裁定。前者要求当事人提供一份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名单。所谓与案件有关资料，是指那些在庭审时出示会对当事人有利的资料。因为对方当事人和法院事前可能都不知道这些资料的存在。一般资料的名单可注明哪些资料可以让对方检查，哪些不可以让对方检查。不可检查的部分，应说明理由。通常的理由是这些资料与本案无关，或资料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等。对方当事人在检查了第一组的资料后，有提出进一步查看其他有关资料的权利。特定资料是指一方当事人根据案情和掌握的信息，肯定对方隐瞒了某些资料，要求法院责令其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能按要求提供的话，法院通常要求其起誓，不存在所要求的资料。

仲裁员的自有裁量权
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是否完全可以效仿诉讼程序，使用这种规则，一直存有争议。在国际仲裁实践中，除非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规定排除或完全适用该规则，仲裁员有权决定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该规则。仲裁员的这种权力是法律默认的，但该权力的确定通常要考虑仲裁协议本身所使用的语言、有关法律的具体规定、贸易惯例和有关案件的具体情节。英国的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员在无其他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有权使用高等法院所使用的证据规则。美国法院对在仲裁程序中是否应适用“披露规则”的态度可归纳为：１）承认仲裁员因其工作的性质，享有自然派生的一些决定权，包括在开庭前要求各方披露有关资料的权利；２）当事人没有义务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资料（这与英国法院不尽一致）；３）仲裁员在决定使用披露规则时，主要应该考虑，这样做是否对公正的裁决有利；４）如果仲裁员决定使用这种规则，一方不履行，则可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由于仲裁一般不公开进行，因此比较诉讼，当事人更难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有关的资料。
普通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使用“披露规则”，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规则却受到很大的限制。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当事人通常只能获得对方非常有限的涉案资料。有些大陆法系的国家规定，一方必须先证明某种涉案资料的存在，才能要求通�